东西方哲学的对话：马丁·布伯对中国文籍的翻译阐释研究
付天海 穆峥嵘
择要：马丁·布伯是天下著名的犹太思想家和宗教哲学家，曾翻译阐释了中国代表性文籍《庄子》《聊斋志异》和《道德经》。作为德国学术语境中的犹太人，以及从闪米特文化和德国神哲学双重视野探视中国古老传统的思想家，布伯特有的综合禀性使其对中国思想的翻译和诠释别具风貌。研究马丁·布伯对中国文籍的翻译阐释、稽核其思想发展的嬗变，可以为窥伺中德文化的互换互动供应深厚的学术滋养，故而是一个亟需展开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马丁·布伯；中国思想文化；东西方哲学；中德互换
0. 弁言
奥地利—以色列犹太宗教思想家马丁·莫迪凯·布伯（Martin Mordechai Buber，1878—1965）生平中彰显出对道家思想浓厚的兴趣。早期阶段的布伯曾致力于中国文籍的翻译事情，主要的译作有1910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庄子之语与喻》（Reden und Gleichnisse des Tschuang-Tse）即《庄子》德译本，以及1911年推出的《中国鬼怪与爱情故事集》（Chinesische Geisterund Liebesgeschichten）即《聊斋志异》德译本。此外，布伯选取了《道德经》的八个章节译入希伯来语，1942年推出选译本《道德经》（Lao Tzu al hashilton）。无论是布伯揭橥的译作，抑或他的演说和草稿中均显露了对道家思想及中国哲学的接管与译介。
1. 哈西德派式的《庄子》
布伯身处的时期业已转向侧重人类内在精神体验的神秘主义，与此同时古老的犹太教与当代性之间的交融与张力成为布伯研究的焦点。青年时期的布伯就曾凭借对哈西德教的经典阐释而初显锋芒，该教义爱慕于直觉、洞见和启迪，主见以此打仗和体验详细知识之外的神秘智识。“哈西德”在希伯来语中是“虔诚”之意。哈西德学说认为上帝无处不在，神性拥有天下万物，渗透所有并表示在当下，人是贯通世俗与神圣的纽带，宗教的实质不是根植于礼仪和律法，而是在于人同上帝建立亲密的体验。这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教义旨在引发普众的虔诚和灵性，匆匆使他们感想熏染日常生活的内在神性，成为哈西德主义者在世办法的情绪崇奉。布伯在解读哈西德主义和复兴犹太教文化时与之产生共振，因此他的思想中闪耀着更多的人性光辉与生活聪慧，跳脱出了观点堆砌与乏味说教的藩篱（布伯，2002: 10）。
1.1 布伯对《庄子》的吸纳与翻译
布伯从前就开始打仗并爱慕于中国文化，他对道家的接管紧张参考了翟理思1889年的英译本，凡遇与翟译有出入之处，布伯则转而参考理雅格1891年的英译本。翟氏英译本《庄子：神秘家、道德家、社会改革家》（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是英语天下首部《庄子》全译本，在英语天下颇有影响。翟译本中存在多处将道家思想观点基督教养处理的翻译痕迹，故该译本历来所获评价并不太高，普遍认为他的译文主不雅观色彩浓郁，与《庄子》原意有较大出入，因而远不及理雅格的译本影响大（汪榕培，1995: 59）。布伯并未完全译出《庄子》的任一篇目，而是删除了很多段落。他多选译阐述性故事和对话性内容，并故意忽略了行文中庄子的解读之言。布伯译本不以《庄子》内篇、外篇和杂篇来划分构造，而是依序排列了54个故事段落，并分别拟定了简明标题，个中选自内篇的有22个，选文较多的有《大宗师》；外篇30个，选文较多的是《知北游》《达生》，别的出自杂篇。与以往行文晦涩的文籍译天职歧，布伯的措辞幽美灵动，广受赞誉。虽然布伯是从第二措辞转译的庄子文本，但就译语文本在时期的文化语境中所发挥的主要影响而言，布伯的《庄子》无疑是创造性的产物。
译本选篇和译文形态也表明，布伯在此反响和融入了自己的哲学理念。他不是完全地还原真实的庄子，而是删繁就简，将庄子中能够支持其理论构想、合营其后记不雅观点的故事文本选译了出来。对付统一性和贤人的反复言说，即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天人合一的关系，通过“坐忘”“心斋”，转换与更新达到“万物与我同为一”的贤人修为，对“道”认识论上的理解，对“无为”观点的辩证解读，以及治国术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这些都是布伯优先选译的主题。布伯在翻译中既有主不雅观性的阐释，亦不乏创造性的误读。布伯的《庄子》译本让德语读者第一次走进了庄子的天下，译后记里的道家哲学也被布伯融入更为广阔的哲学语境。在20世纪早期西方当代性危急的背景下，布伯对中国道家经典意象和不雅观念的选择性吸纳，无论准确与否，均对布伯的宗教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不可沽灭的影响，成为布伯认识现实天下的参照物，寻求办理时期危急的有效手段。
1.2 布氏《庄子》的哈西德派元素
1.2.1 “道”通天下
置身犹太复国主义浪潮的布伯力争探求犹太思想与当代性领悟之道，主见发扬人性主义精神，创建和谐的人类社团。他认为，西方哲学以“眼见为实”之径认识天下，再以演绎之法还原抽象观点，终将会走向天下的割裂；而中国哲学通过对本我的认知与把握不雅观察天下，追求规复统一状态，内显回归与统一的磅礴力量。布伯对付“道”的本体论理解和他所阐释的哈西德教义在此有了交汇点。
布伯认为实现同一的“道”便是冲破人神对立的二元论，净化此岸，形成世俗与神灵共存的整体。布伯将老子思想中“道的教养”视作单一、基本、神秘的反措辞，庄子思想中“道的教养”则通过一种更加间接、戏谑、诗化的辩证措辞得以实现（Nelson, 2014: 10）。布伯在《庄子》译后记《玄门》（Die Lehre vom Tao）一文中详细阐述了道的实质，昭示了“‘道’‘道路’以及归一了的生命的始源和意义是万物之始，万物之意义”“万物自身的统一构成了万物各自的本性与实质，这便是物的道，万物的道路，万物的整体”（布伯，1997: 187）。“道”的目的是同一性，且是统统事物的统一。布伯在文中称 “道”为不可知之物，因其形于自身；道路的同一是真实的人生道路的统一。归一者在世界上、在万物中寻获此般统一，此乃天下统一之道、万物统一之道。庄子将道的教养植根于民间寓言故事中，搭建起从“一”到天下的桥梁，顺此传颂道我如一的理念。一部以科学和律令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可被视为统一的宇宙分裂的历史，而哈西德主义是治愈西方二元对立猖獗天下的良方，它认为在所有的事物中都存在人与神的关系，人要在日常生活的每一细微之处去感想熏染神性，与神相遇，转向于神，才能在行动中得到生命的本真意义和纯洁崇奉。布伯借《庄子》中“道通天下”的事理为哈西德派的这一主见构建了行动路径，昭示了生存构造中的对话本色，彰显了哈西德主义“生活哲学”的表征。
1.2.2 天人合一
布伯认为，道家言说和哈西德教义都表达了追求内在超越，肃清统统分裂的诉求，它见诸于人的行为和万物的变革之中，并通过榜样的带动和师者的勾引来实现。在译后记中，布伯将能够体验道、知晓道和得到道的人统称为“中央之人”（der zentrale Mensch），详细表示为《庄子》里那些具有空想人格和最高境界的“至人”（der Vollendete）、“真人”（reine Menschen）、“神人”（der geistrreiche Mann）、“贤人”（der Berufene/der Weise）。如在《老子之去世》（“Der Tod des Lao-Tse”）篇中，布伯将中央人刻画为能够超过死活的疆界、不为死活所累、不干涉自然转化之人。布伯借此传达出顺应死活、超脱自然的不雅观念，同时彰显了中央人与他者最大的差异便是中央人通过“无为”提升境界，摒除前见，终极契合大道，达至天人合一。他将“道”视作人与天下对话的桥梁，生命的变革亦是自我的不断重生，人与天下通过“道”发生关系。
布伯在庄子这里无疑碰着了哈西德传奇中那些完美的人，他们可以感想熏染到身体和天下的万千变革，战胜空间与韶光的阻隔，实现回归统一的生命。这和道家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思想有契合之处。“道至纯一的人是贤人，在其身上，道不再是一种显现，而是存在”（Buber, 1910: 205）。哈西德教义的核心即“上帝在人间”，它表示为神性的火花照耀着人的所有行为和统统琐事。神圣和世俗不是分离的二元，以是人要战胜理性和规范所致的内在分裂。正如布伯以是为的，在人渴望与神建立互换联系之时，神就会显现在人所须要的地方。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神之间存在的应是统一关系，只有在彼此的相遇和对话中，本真的生命才会与神同在，人才会找到存在意义的源泉。
布伯对庄子文本的翻译与阐释，是用道家中人与道的关系来支持哈西德教中人与神的关系，即在万事万物的相遇和对话中追求精神性自由，从而给出了差异于当代欧洲文化以自我为中央的天下认识模式。布伯《庄子》德译本在篇目选取与详细翻译中均流露出强烈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译者通过对道家思想的诠释达成了与自身文化传统交相照映的共鸣。布伯与《庄子》的关系并非译者与原作主体意识的对抗，而是一种对话关系；布氏《庄子》带有光鲜的哈西德主义烙印，内含“我和你”对话哲学的雏型。
2. 寓言教养式的《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作为清代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彰显出与明代拟话本小说截然不同的特色。该小说集选材新颖奇异、文体语挚情长，透射出当时中国百姓的生活模式、精神崇奉与社会百态；文中鬼怪云集、人鬼相恋营造出的梦幻图景与德国浪漫派的追求不谋而合。《聊斋志异》最早的德译本为李德顺翻译的《蒲松龄的中国小说》（Chinesische Novellen von Pu-Ssung-Ling），自1901年发行后反响平平。影响较大的德译本当属马丁·布伯翻译的《中国鬼怪与爱情故事集》，1911年出版后多次重版并在德语区引发轰动（何俊，2017: 107）。
2.1 布伯与《聊斋志异》的结缘
19世纪中后期，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被叮嘱消磨到发展日月牙异的欧洲学习。德国大学里涌现了越来越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身影，在学习西方科学和人文知识的同时，中国学子在与当地的互换互动中也把中国的精良传统文化通报到外洋。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开设了东亚措辞学系，成为德国新兴汉学研究的引领者。马丁·布伯对中国的兴趣正是产生于这个期间，当时他与一位名为王警涛（Wang Jingtao）的大学中文西席交往甚密，这无疑为布伯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方便之门。布伯的《聊斋志异》德译便是与王警涛互助完成的，据两人通信稿件可见，布伯翻译《聊斋志异》是得益于王警涛的推举。
布伯翻译《聊斋志异》的旨趣与其对哈西德派的研究背景密不可分。他曾搜集哈西德派的传教故事，并于1906和1908年先后出版代表作《那赫曼拉比的故事》（Die Geschichten des Rabbi Nachman）与《隽誉大师传奇》（Die Legende des Baalschem）。哈西德主义颠覆了正统犹太教表达崇奉的办法，取而代之的因此歌曲、舞蹈、寓言故事为代表的多模态形式。《聊斋志异》透过人鬼间的共存与爱情故事显化出人性的繁芜、人类情绪的真实以及道家思想“同一”的天下不雅观，这与哈西德派传羽士口中的寓言故事异途同归，前者以寓言行教养之职，后者以讽喻起警世之效。哈西德派寓言故事中流浪的犹太人、用巫术保护族群不受外界侵害的传道者、附着在孩子身上的恶灵、会变形和说话的野兽等形象，均与蒲松龄描述的中国鬼怪故事一样平常，借由类人的形态和真情的话语使人们感想熏染超自然的神秘莫测（Nelson，2014: 11）。布伯在《聊斋志异》译本序言里写道：自己正是在哈西德派寓言故事的研究中与中国鬼怪故事结缘（Buber, 1911: 131）。
布伯翻译《聊斋志异》时共选取了16篇故事，个中包括《画壁》《陆判》《婴宁》《莲喷鼻香》《阿宝》《竹青》《喷鼻香玉》《雷曹》《罗刹海市》《莲花公主》在内的10篇故事参照了翟理斯的英译本，其余6篇《书痴》《翩翩》《巩仙》《宦娘》《阿绣》《小谢》由布伯自行译出。布伯在译者序中写道，翟氏英译本是归化翻译后的产物，较多移植西方话语中的文化意象以博得读者认同（Eber, 2013: 134）。而他得益于王警涛对原作的阐释，虔诚地将原文的全部语码悉数译出。布伯选篇时方向人鬼爱恋的主题，透过人鬼凄美的爱情故事勾勒出人鬼共存、秩序井然的和谐天下，直不雅观再现了故事背后的中国哲学思想，间接推动了德语国家乃至欧洲对付中国文化思想的接管与接管。
2.2 布伯与《聊斋志异》的对话
2.2.1 人鬼恋故事背后的教养意义
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恪守传统的教义信条，以谢绝与当代社会做任何妥协而有名。犹太教中男尊女卑的思想盛行，生活中存有清晰的两性界线，乃至禁止女性参与政治与其他公共活动，此般僵化的教义与过期的戒律均致使犹太教社团愈发独立，与主流社会渐行渐远，社团重修事情愈发迟缓（李志芬，2019: 27）。鉴于这一现状，以超前的不雅观念冲破固化的思想是推动其整体发展的主要助力之一，哈西德教派看重内心体验、情绪、狂放等精神特质被布伯视作解放思想的良剂（刘杰，2002: 19）。布伯在译者序言中提到，《聊斋志异》适切的翻译应为“来自避世书斋的奇闻逸事”，但出于对鬼怪与爱情这一母题的偏爱，终极得名《中国鬼怪与爱情故事集》（Eber, 2013: 133）。
布伯所选译的16个故事中，除了《陆判》和《雷曹》，剩余14个选篇均涉及神灵鬼怪与人类相爱的情节。布伯在翻译西方寓言故事时，用词方面方向于将鬼怪阐释为邪灵、恶魔等带有威胁性或滋长恐怖和厌恶感的生物，而将中国文化中的鬼怪更多地译为中立化的鬼神、精灵（Geist）。此般故意识的选词与阐发揭示出布伯对付中国文化中人鬼关系间“同一性”的理解，他在《聊斋志异》中寻见与西方文化中的人魔对立皆然不同的存在办法：“所有鬼怪乐于与人类为伴，与之把酒言欢抑或一同事情，给予人类一种有别于同类间能够产生的爱情，在这段爱情中得到一种只有通过与人类结合才会有的生命。这种爱对人类而言有时危险却无比欢愉，而对鬼怪而言这种爱是一种自我实现”（Eber, 2013: 133）。西方的寓言故事中，恶魔与鬼怪一贯被视作与人类斗争的工具，故事的结局常日是恶魔被人类驱逐乃至消灭。而在布伯的语境中人类与鬼神不再是二元对立的两极，反而彼此交融，共存于世间，流露出布伯对二元论的批驳性反思及构建一个同一和谐、自然平衡的共同体的夙愿。
再如《莲喷鼻香》中涉及情爱的句段，翟理斯为葆文学的纯洁与高尚选择悉数省略，而布伯则将之全部译出，如将“绸缪”译作“legten sich zueinander und gaben sich einander hin（一起躺下，彼此交合）”；将“处子”直译为“Jungfrau（处女）”（Eber, 2013: 153）等。由此不雅观之，布伯借聊斋故事通报出一种更为开放的两性关系，与传统犹太教派恪守的男女有别形成光鲜的冲击，以期用哈西德派更易接管的寓言教养的办法植入现代理念，启化哈犹太教徒僵化的思想。布伯在译者序言中还提到，精灵鬼怪无疑是《聊斋志异》的核心，与人类相恋时他们颇具威胁，但结局终是给人类带来庇佑与福祉。启化思想之余，布伯借故事情节凸显出鬼神人物流淌出的人性美与人轮道义，将立意升华至人神共存、天人合一的同一天下，映射出万物相爱的生命传承。
2.2.2 中国诗歌元素的呈现
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时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的衣钵，善于在散文体小说中插入短诗，布伯选译本中共有四篇故事蕴含诗歌元素，分别为《喷鼻香玉》《巩仙》《翩翩》与《书痴》，文中的诗词布伯均以韵文形式悉数再现，当属该译本的出彩之处。
如《喷鼻香玉》中黄生对喷鼻香玉心生爱慕，便树下题句云：“无限相思苦，含情对短窗。恐归沙吒利，何处觅无双？”布伯将其译为“Meines Herzens Regung ist schrankenlos, mein Blick ist gefesselt. Mir drohen fremde Gewalten, entraffend und unbezwingbar.（我心中的冲动不受约束，我的目光被她锁定。外来的力量威胁着我，无法解开，无法解脱。）”（Eber, 2013: 172）就译文形式而言，布氏诗行构造对仗、音韵幽美，只管即便贴近源文的五绝格律，予以读者赏心悦目、回味无穷的品读体验。从诗句的意象来看，布伯生动再现了诗中“相思无限，对窗眺望”的图景；为明晰源文人物“沙吒利”背后暗含的典故，布伯采取转译手腕补偿再现了文化专有项，省去了“沙吒利”的人物形象，而是用“外来力量”加以阐明，从而构建完全的语义，再现浓缩于汉字之中的广博意象。
《喷鼻香玉》透过人鬼间的精神爱恋表示了肉欲与精神之爱对立统一的关系。布氏译本通过对人鬼形象维妙维肖的刻画，不仅窥伺出人类与鬼神在现实天下安宁共处、生命相织的自然秩序，彰显出道家思想与哈西德主义所追求的同一天下不雅观；同时凸显了中国文学博大精湛的特点，令德语读者充分领略中国诗赋的无穷张力与魅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聊斋志异》德译，布伯力求实践贰心目中的哈西德真实教义，旨在保留其神秘力量和诗的实质，让人可以体验式地进入和谐天下，而非陷入抽象的观点体系。此时，身处世纪之交、思潮转向的布伯，从浪漫派和尼采的诗学中汲取诗艺灵感，授予诗的形式形而上的意义，用寓言、神话、隐喻和符号等艺术手段重新诠释哈西德教义，昭示哈西德教派神秘的天下不雅观。
布伯早期对宗教神学的研究使其思维办法与措辞表达颇具德国浪漫主义色彩，这一点在其著作《我和你》（Ich und Du）中存有明确的例证。基于先前翻译哈西德寓言的履历，布伯终极呈现的《聊斋志异》德译本能够推动更多德语区读者开展德国文学与中国文化思想间的对话。布氏《聊斋志异》透视出中国明清期间短篇小说的发达发展，文中部分章回较为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诗歌元素与诗学特色；布氏译本亦对西方天下产生了深远影响，德语著名作家黑塞、卡夫卡等人均对该译今年夜加讴歌，后人有迹可循的英文重译版本也将其视作参考范本，可见布氏《聊斋志异》影响之深。
3. 对话关系式的《道德经》
布伯早期对付《庄子》与《道德经》的翻译和阐释均与自身对哲学、宗教、政治文化的研究密切相联，他试图以图像、笔墨、定义的办法将神话、宗教乃至哲学背后蕴含的“道”与“教”进行系统归纳。布伯受德国哲学家康德创立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ethischer Personalismus）的启示，认为“伦理人格主义”并非依赖或仅包含自我与他者的有限观点，而是包罗万象的（Nelson，2020: 106）。这一不雅观点及其对话哲学的构想可溯源至《道德经》中“万物”的观点，石头、树木、动物、他者及精神天下等均席卷个中。布伯初次对道家思想的阐发出自他1909年所撰文章《玄门》，该文收录于其1910年版《庄子》德译本后记中。早期学界认为，布伯因《道德经》长篇赋体的措辞晦涩难懂，且匮乏对“道”的直接阐发，故人们认为布伯的研究仅聚焦于《庄子》。直到未揭橥论文《在阿斯科纳与马丁·布伯评论辩论〈道德经〉，1924年8月》（Besprechungen mit Martin Buber in Ascona, August 1924 über Lao-tas’s Tao-te-king）面世，才证明《道德经》亦为布伯长期研究的焦点，该文取材自布伯历时三周的教室演讲，保存于以色列犹太国家与大学图书馆中。同年，布伯在瑞士举办了一场专门磋商《道德经》的研讨会，上述论文及瑞士的会议记录现均收录于《马丁·布伯文集：中国哲学与文学（卷2.3）》（Martin Buber Werkausgabe: Schriften zu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und Literatur Band 2.3），为布伯与道家思想的对话及其对《道德经》的阐释研究供应了有力举证。布伯对《道德经》的阐释并未以译作的形式呈现，而是迎合其哈西德主义与对话关系哲学的研究旨趣，对原作部分具有互文性的章节进行了理解式阐发。
3.1 事物与命名维度的对话
布伯对《道德经》的阐释以斯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ss）译制的《道德经：通向德行之路》（Lao-tse, tao-te-king, Der Weg zur Tugend）为参照，紧张环绕中国古典哲学的两大主题——“心”的观点与回归虚极。老子所说的“心”可理解作感悟“道”的器官，心是统统的源头，没有心，也就没有对付万物的感知。由此可见《道德经》并不归属神秘主义范畴，而是强调心与天下的紧密联系。布伯在解读第一章时便将“道的实现”中文原文译为“Verwirklichung des Tao（道的现实化）（Eber, 2013: 227），并抒发了对老子之道的三层理解：首先他将“道”理解为物质运动的规律，是揭示四季流转、斗转星移、花着花谢规律的自然哲学；其次“道”是周而复始、混沌变革的宇宙哲学；第三他把“道”解读为一种本体论教养，即道是天下万物的本原，有和无均源出于道，是从不同角度给予道的名称。就此布伯进入了命名（Namengebung）与相遇（Begegnung）的反思（Nelson，2020: 107）。
中世纪时，西方哲学界涌现了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道家思想的诸多观点因此被扣上“唯名论”的名号，所谓唯名论，即认为一样平常的观点只是名称，缺少实在性。布伯在《道德经》第一章的解读及其著作《我和你》中对上述不雅观点大加驳斥，他反对抽象的认识论与非个人化的措辞模式，强调此般常规名称并非真正的命名。《道德经》第一章建构了老子思想的基本框架，席卷可名与常名、无名与有名、无欲与有欲等观点，被诸多学者称之为“总纲”。
布伯认为老子所言“常名”匿藏于“相遇”与“关系的现实”中，并非人为构建而是只待被创造。“事物和我”的相互性之于关系的现实尤为主要，“名”则运作于特定事物和我“之间”（dazwischen）。此般对“自我”的认知便是布伯在《我和你》中所勾勒的关系性参与自我，在书中描述了他与树的相遇，将树视为感知工具，即“它”，一旦自身与树发生联系，树便不再是“它”。换言之，当自身与现实事物相遇并发生联系，其“常名”便浮出水面。布伯将自我与树及其他非生命（Un-Wesen）的关系定义为相互浸染的关系（Beziehung ist Gegenseitigkeit）（布伯，2017: 8）。布伯阐释《道德经》时表示，通过自身发生联系而碰着的树，不能直接列入某一观点范畴或进行常规命名。上述关系意指伦理关系，命名是对事物存在办法的伦理反应，彰显了其伦理人格主义的主见。布伯以老子“名”的观点为出发点，就事物与命名和道家思想展开了一场深刻的对话，并通过树的意象影射出人与物之间的贯串衔接暗含“我和你”的关系。
3.2 家园与治国维度的对话
布伯阐释《道德经》之际将道法与治国的理念相贯通，并构建起与犹太教“神之王国”的对接。“道法”意指事物的内在调节与自我再生，若事物分开关系的语境，便沦为纯欲与工具。布伯认为道德约束、宗教仪式、政治规约与其他僵化的信条使得人类逐渐与道法疏远。《道德经》中亦不乏对儒家美德及善恶道德的表述，道家崇尚真善，鞭笞伪善，这一理念深得布伯的赏识。当代西方哲学部分声音批驳道家所推崇的善恶不雅观终将走向道德冷漠、疑惑主义与虚无主义；而布伯在对《庄子》与《道德经》的阐释中肯定了道家之于“善”的教养，认为“道的实现”适可而止地彰显了“善”的原初形象，即与纯洁的圣母形象附近，与割裂的男性形象相反。
《道德经》治国篇的表述匆匆生出布伯对建立王国（Reich）的思虑，不禁使人遐想到犹太教“神之王国”（希伯来语：malchut תוכלמ）的宏伟景象，他更方向于将其称之为“社团”（Gemeinschaft）。布伯在 1928 年撰写的文章《中国与我们》（China und wir）中表露，面对当代西方技能文明进步神速的毁坏性与自我主见的权力意志，西方人该当重温道家“无为”（Nichttun） 的思想，使之从暴力和机器的奴役下得以解放（Nelson，2014: 11）。若想建立神之王国抑或空想社团，布伯主见须关注“贤人”不容忽略的力量，他将老子口中的贤人（der Vollendete，同前文所述的中央人）视作拥有变革与创新力量之人，而贤人合于道的行为便是“无为”。
布伯透过对《道德经》的解读，将中国哲学思想与西方技能文明凸显的弊端相嫁接，他提出工业技能当代化之势已成定局，相伴而生的危急与混乱已濒临城下，道家“无为”的教养可以极大程度上调和欧洲人征服自然的希望，挽回即将被历史与技能花费殆尽的人性。这一时期背景使得中国哲学与西方现实的碰击与对话成为可能。布伯经历了危急四伏的魏玛共和国期间，认为历史的进步会遏制人类的现实化（Verwirklichung）。布伯还曾在演讲中谈及人类的屈曲及终将遭遇恶运的现实，预警即将席卷欧洲的世纪灾害，这使欧洲站在了自己为自己建筑的峭壁边缘，并强调借鉴老子的无为思想乃是解脱困境的可行之道（Nelson，2014: 12）。
布伯在研究中提及未将目光投至中国儒家思想的缘故原由在于：儒家将宗亲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伦理不雅观植根于文化之中，与西方文化无互通之处；此外，儒家哲学不敷以调和欧洲文明无休止地追名夺利、成本积累的根本希望。20 世纪 20 年代，布伯研究的轴心业已由《庄子》转向《道德经》，阐发的视域从哈西德式的宗教维度转向戳穿现实的政治维度，布伯还特意将《道德经》围裹治国思想的章节译入希伯来语。
4. 结语
本文以马丁·布伯《庄子》《聊斋志异》德译本及《道德经》德文阐释为据，对其翻译动机和思想内涵进行爬梳与剖析，以历时的眼力核阅布伯思想发展中的中国元素。就译者身份而言，布伯作为犹太宗教哲学家、神学家，翻译中国文籍并非为名利所驱，而是为迎合其自身对宗教、哲学研究的学术旨趣，以期借用外来思想鼎新自身发展遭遇桎梏的传统。
布伯早期研究侧重人类内在精神体验与神秘主义，在此期间写下《拉赫曼教士的故事》《隽誉大师传奇》等哈西德干系著作，翻译了《庄子》与《聊斋志异》。布伯借由《庄子》寓言和叙工作势的教养案例，碰击西方僵化的教义与教规，通报其以人为本的主见及构建同一天下的美好夙愿，为身处苦难的犹太人社团重修进程注入了理性与和谐之光。《聊斋志异》里的神话故事与哈西德派传羽士口中的寓言故事异途同归，布伯以此为出发点，以震天动地的人鬼恋故事为主线，向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与虚构、现实与空想交相照映的天下图景。在中国学者王警涛的协作下，布伯的《聊斋志异》德译本成为了一部口碑载道的佳作，对中国诗赋和文化思想在西方天下的传播与译介发挥了不可磨灭的推动浸染。在阐释《道德经》之际，布伯的思想脉络已然由神秘主义、宗教救赎转向现实天下的社会问题。布伯通过对《道德经》的解读，将道家主见的教养与无为视为挽救人性消耗、避免西方技能文明走向衰败的道义。
在布伯看来，西方当代文化中所谓的历史性成功都是表象，是对实现的放弃。真正的成功是不加干预的自守显现，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强大存在。老庄哲学改造性、抗拒性的原初教养能够拯救被历史进步所蒙蔽的西方人性，能够照耀自我与他者、自我与天下的关系，并潜移默化、经久弥新地成为人类生活的一定组成部分。
上述结论显化出布伯翻译中国文籍的动机，这与其研究思路形影相随。他以对话的模式令东、西方哲学思想得以碰击与互动，巧借东方思想鼎新自身传统，为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供应了新的视角和范式。马丁·布伯与中华文化思想的对话亦催生出“我和你”式对话关系哲学，它将人与他者、人与天下的关系置于多维文化的互动中，使之成为了一种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本体论的对话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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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揭橥在《外国措辞文学》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