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给我的信，收到多时了。由于正在写一篇别的东西，放不下手，迟迟奉答，甚是抱歉。
您要我谈谈这次和国画家们到表面跑了一趟有些什么体会，在国画创作——尤其山水画方面碰到一些什么问题……，现在，就个人肤浅的体会，想到哪里就扯到哪里，随便谈谈。
去年玄月，美协江苏分会组织了以江苏国画院为中央的“江苏国画事情团”出省参不雅观、访问，目的是：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客气向兄弟省市学习，从而改造思想，提高业务。一行十三人（六十岁以上的三人：苏州余彤甫，无锡钱松喦，镇江丁士青；五十岁以上的两人：我和苏州张晋。这是我们此行中的“五老”。此外都是青壮年）扶老携幼，军队不算大也不算小。我们的生活圈子大都非常狭窄，尤其我们几老，多数长期范围在“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的江南，个别的还是由于此行才第一次渡过长江。
王维《渭城曲》诗意，27.9×40cm
我们是先到郑州的。先后访问了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西岳、成都、乐山、峨嵋山、重庆、武汉、长沙、广州等六个省的十几个城市。前后三个月，包括来往路程大约旅行了二万三千华里；参不雅观了祖国伟大的工业培植；访问了不少全国有名的公民公社；瞻仰了革命圣地——延安，韶山毛主席故居，炭子冲刘主席故居，重庆的红岩村落、曾家岩，长沙的净水塘，以及武汉、广州等地的革命遗址；游览了龙门石窟、西岳、峨嵋山。此外便是和各地的兄弟协会、艺术院校举行不雅观摩与漫谈。在这些活动的同时或空余韶光，有条件则勾勾画稿，大家节制，没有规定。
建国十一周年的国庆节，我们是在革命圣地延安过的。大家都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莫大的幸福。同时又深深地感到在延安只管只有四天，却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革命教诲。凤凰山、枣园、杨家岭、王家坪……毛主席和中心领导同道的住院，党中心办公的地方，我们都逐一瞻仰过……看到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心领导同道那种非常简朴、非常艰巨的生活，饮水思源，大家莫不肃然起敬。延安您是熟习的，我想见告您一个小插曲：国庆节那天下午，金色的太阳，照得延安分外俏丽。我和钱老不谋而合地走到雄踞延河上的延安大桥，只见四周山上一片片的梯田；延河两岸的杨树，虽然已是深秋景象，还是那么绿沉沉的。向西望去，峰峦起伏，雄浑极了，动人极了。钱老欣然说：“若是把延安如实地画出来，人家一定要说我画的是江南了。”一点不错，陕北江南，差不多了。您相信么？这统统统统……包括后来瞻仰过的许多革命遗址，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却。
巴山夜雨，1944年，92×60cm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培植的发展，不但出身了不少新的俏丽的城市（像三门峡市），旧城市的变革也是十分惊人的。这次所走的地方，别的不谈，四川是我曾经认为是第二故乡的。尤其重庆，抗日战役期间，整整八年半，难道还不足“老资格”？一起上，我总喜好向同道们谈四川这，四川那，表示自己“硬是得行”的样子。谁知一到成都，连“祠堂街”也找不到了。这还可以体谅，成都只住过一个短期间。“重庆看我的吧”。哪晓得重庆的变革更大、更彻底，自己出门都要请人带路，别的就不必谈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们看到的自然很有限，也很表面，然而对我们特殊是几位年事较长、长期在旧社会混过的人来说，一方面是欢畅惊叹，一方面又是感念万千。
登山图，18.6×51.3cm
伟大祖国的大好形势和美好、幸福的远景，深深地教诲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它绝不是苏东坡说的“烟耶云耶远莫知”那样，而是大家从亲眼得见、亲耳所闻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加以肯定的。九分钟出一部拖沓机；一部机床要装三十几个火车皮；一个公社为了全国一盘棋，志愿节约一些，外调了一千多万斤粮食；到处是培植工地，绿荫中还不断送出雄壮的歌声来；还有，过去又脏又闹而现在已是花园般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一到晚上就灯烛蔽天，展览、演奏，诸般杂耍，要吞吐好几万劳动人民的广州市文化公园……生活在如此幸福的毛泽东时期，便是我们画山水的，难道还会有人留恋那“古道、夕阳、昏鸦”么？
为什么？现实的教诲，思想的变革。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
乱帆争卷夕阳来，1943年1月，106×57.5cm
就我们此行来看，在西安和成都还不怎么样。到了重庆，据个人浅薄的意见，变革的苗头逐渐露出来了。我对大家是比较熟习的；同行的各位的笔墨，不加任何款识，我也能清楚地指出来。可是在重庆的不雅观摩会上，却有好几幅使我犹豫了。我不好意思直接请教诸老，只悄悄地牵个年轻的同道过来，问：“这是谁的？”“这是丁老的。”原来古人早就说过“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我愉快极了。我们的这种“变”，是气候万千、热火朝天的现实生活的启示和教诲。从业务的提高来看，则不过是万里长征的一个蛙步，间隔形势的哀求还差得太远。
我们一起，不管是火车上、轮船上、旅社里还是古庙里……只要大家凑在一起，就读读报纸、谈谈政管理论，或者聊聊一些有关业务上的问题。没有固定的会议形式，也不作任何的结论，大家随便谈。但谈得最多的自然是有关业务——如何把国画创作提高一步，如何打破自己的水平等等问题。
听瀑图，1945年，109×530.7cm
当我们从西岳脚下玉泉院上山向娑罗坪进发的时候，不久就峰回路转，看到排列在前面高耸云真个西峰，真是壁立千仞，奇峭无伦。忽然后面有人年夜声叫着：“哈哈！
这才办理问题呵！
”那种愉快的感情，的确用笔墨很难形容。本日想来，“办理问题”固然有待于今后不断的努力，而对付长期生活在平畴千里的江南水乡的山水画家，对付长期沉潜在卷轴几案之间的山水画家，一旦踏上了“天下险”的西岳，您能禁得住不惊喜欲狂吗？于是大家的谈锋很快地就集中在明代以画西岳得名的王安道（即王履，他名作《西岳图》现存）身上。您一句，我一句，不经意处倒牵扯到不少如何体会古人和若何表现时期气息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如何继续与发展精良的绘画传统问题。多数认为王安道的《西岳图》是有生活根据的，一定程度上传达了西岳的气概、面貌，是祖国一位精彩画家。也有的从“皴法”来研究问题，认为西岳最突出的是“荷叶皴”，过去在《芥子园画传》看到的固然完备不是这么一回事，便是王安道的《西岳图》也意多于法，并不若何范例。记得钱老从北峰一下来，来源就说过：“我本日找到真正的‘荷叶皴’了。”我赞许同道们的见地。我们从《西岳图序》里，也清楚地知道它不是无动于衷地仅仅把西岳抄录了下来，而是画了之后很不满意。怎么办呢？于是就把它（西岳）“存乎静室，存乎行路，存乎床枕，存乎饮食，存乎外物，存乎听音，存乎应接之隙，存乎文章之中……”（《西岳图序》），放到全体精神生活里面去，反复洗练，不断揣摩。等到“胸有成竹”执笔再画确当儿，自然而然地就“但知法在西岳，竟不知平日之所谓家数何在！
……”（同上），完成了有名的《西岳图》。我们后来在游峨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三步一停、五步一搁”，边走边谈，边谈边画。只管减头去尾，不成系统，但都是从亲切的现实感想熏染出发，也是从急迫哀求办理问题的心愿出发。我相信，要不是跑这一趟，呆在家里是无论如何谈不出来的。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词意，20×53.8cm
于是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有助于理解传统，从而精确地继续传统；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传统。笔墨技法，不仅仅源自生活并服从一定的主题内容，同时它又是时期的脉搏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反响。我以为，这一点在本日看来哪怕是不很巩固的体会，却清楚地、有力地推动了画家们思想上的尖锐斗争——对自己多年拿手的（习气、节制了的）“看家本钱”开始考虑问题。这是极为名贵，极难堪得的。所谓考虑问题，绝非说“看家本钱”全要不得，笔墨全没用了。决不如此。而是由于时期变了，生活、感情也随着变了，通过新的生活感想熏染，不能不哀求在原有的笔墨技法的根本之上，大胆地赋以新的生命，大胆地探求新的形式技法，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有力地表达对新的时期、新的生活的歌颂与热爱。换句话，便是不能不哀求“变”。
峡江轮船图，1964年，34.1×45.8cm
我们在艺术实践方面，此行也有两次比较深刻的教训，值得一提。去年玄月二十一日，我们到了“三门峡”，就在三、四天之前，黄河的水经由蓄洪变“清”了。古人说“贤人出，黄河清”，几千年来从来不敢梦想的奇迹，本日在党中心和毛主席的精确领导下，在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冲天干劲之下实现了。为害几千年的彭湃澎湃黄水怒号的黄河，变得一平如镜，清澄碧绿，将永久为公民造福了。我们谁不想把“黄河清”画下来呢？哪知道便是这个“清”字把我们难倒了。大家很清楚，找古人的笔墨是不会有办法的。一欠妥心，还随意马虎画成“长江”或是“太湖”呢！
这是一次。后来，由西安乘汽车到延安去，第二天由铜川开车，将要爬上洛川平原的前后，陕北高原那种雄伟而又朴厚的气候，激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弦。除了陪我们去的石鲁、蔡亮几位画家之外，我们全是第一次的瞻礼者。我们既愉快、又紧张，恨不得争分夺秒地把陕北高原的革命圣地的一草一木都要画出来。事实上，大家也画了不少。可是，本日该当若何画黄土高原，又若何画“陕北江南”的延安？和“黄河清”一样，我们至今没有较好的办理，还是今后要深入生活，付出足够的劳动才能逐渐办理的课题。这又是一次。
车行高处风景，1957年，48.6×57.2cm
我们一起上还打仗到这么一些问题。对付生活和艺术的关系的理解，毛主席的提示是多么精确！
以前也多次学习过，可是本日才从心田里领悟到它是真理。因而不同程度地也意识到光靠笔墨，光靠传统，不办理问题。认为必须思想领先，政治挂帅。记得余老在一次谈论会说过一段比较沉重的话。他说：“我过去有三种病：第一是‘思想顾虑’的病，解放以来，党号召国画要反响现实生活，我也下厂下乡，画了一些，以为差不多了。实际，自己思想上并没有彻底解放，过于吃力或者不十分有把握的东西就不太敢于考试测验，万一失落败，岂不贻笑大方。第二是‘笔墨束缚’的病，我搞了四五十年的国画，习气了的一套笔墨技法，像多年相知相亲的老朋友一样，提起笔就来了。因此，只管主题、内容有所不同，而画面的精神、气息，由于受笔墨的约束，却变革不大。第三是‘贪多、谄媚’的病，见什么就画什么，什么都向画上堆，惟恐别人说画的不‘丰富’，不‘全面’，再加上故意无意的在形式、笔墨上做文章，结果还是跳不出过去的水平。”话犹未了，真是满座为之一震。我们几老都以为自己“三病”俱全。既是通病，于是赶紧研究“履历良方”。通过反复谈论，结果同等肯定：只有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特殊是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加紧思想改造，深入生活，加强磨炼，才是最有效的治疗。找到了“殊效药”，满座又信心飞腾，为之一喜了。
仰望古城堡，1957年，67×43.9cm
由于我们“五老”全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正处在改造过程中的知识分子，过去教教书，画画画，为的是糊口，用不着“走万里路”，乃至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开国十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诲之下，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因而越来越感到党对国画奇迹和国画家们无微不至的重视和培养。曾经是织绸工人的丁老在路上就几次再三冲动地说过：“我今年整整六十岁，不是解放，我再活六十年，也绝对不可能像本日这样得到重视，跑这么多的地方……我真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一点不错，丁老的话正代表了同道们的共同心意。
和平的图们江，1961年，50×57cm
拉拉杂杂地写了不少了，总之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巩固与如何提高的问题。希望您多多提出宝贵的见地，多多帮助我们。
一九六一年仲春六日，南京
（本文原载一九六一年仲春二十六日《公民日报》《新华日报》《文申报请示》等报刊均转载，后收入一九六二年公民日报出版社《文艺评论选集》第一辑。）
傅抱石｜(1904-1965)，当代中国画家、美术史论家。原名永生、瑞麟。祖籍江西新喻县(今新余市)，1904年10月5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65年9月29日卒于南京。少时家贫，11岁时，傅抱石跟随邻家刻字铺和裱画店的师傅学习刻字、裱画，为他后来的艺术道路铺垫了最初的基石。后由街邻帮助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小。1925年著《国画源流概述》；1926年毕业于江西第一师范艺术科，留校任教。1929年著《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3年得徐悲鸿之助赴日本留学，入东京美术学校研究部，攻读东方美术史及工艺、雕刻。1934年在东京举办个人画展，颇得好评。翌年7月返国，任教于南京中心大学艺术系。抗日战役期间，在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任秘书。后定居于四川重庆，连续在中心大学执教。1942年9月在重庆举办壬午个人画展。1946年返迁南京。1952年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1957年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江苏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会长、西泠印社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公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