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17日，胡适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的身份，离开北京，经哈尔滨换乘远东铁路列车，经西伯利亚去欧洲，参加8月在伦敦举行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7月29日，胡适途经苏联都城莫斯科，住了三天，参不雅观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史展览、莫斯科的监狱，又打仗苏联新教诲的发达发展，大受冲动。他在给海内研究政治制度史与政管理论专家张慰慈的信中写道：“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空想与空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在后来给徐志摩的信中也说，他在莫斯科三天，被苏俄公民的负责与“发奋有为”的气候冲动。
胡适对苏联的一派赞颂之声，从朋侪那里传开去，经《晨报》编选摘登，人们不得不重新核阅胡适，甚至不少人认为胡适已被“赤化”。钱端生1926年11月4日在致胡适的信中说：
你走后的行止，你走后的感触，我常在《晨报》及其他朋侪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吾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羡。
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也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附和甚多”。又说“俄国革命对付旧式之社会虽有震荡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
徐志摩对胡适赞赏苏联颇不以为然，他在回胡适的信中，先调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然后驳斥胡适肯定苏联的不雅观点。
须要提一笔，胡适在莫斯科时，碰着了一些身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听胡适对苏联颇有好感，都劝他在苏联多稽核些韶光，真正理解崭新的社会主义苏联。
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在北京得知胡适对苏联有好感后，对朋友说：“我们该当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希望胡适真正认识苏联。“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怕胡适往西去到美国，会把对苏联的好感和愉快心情淡化、忘怀，乃至发生思想倒退。足见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一贯在争取胡适。但可惜，此刻胡适已经到了美国。
胡适在外洋的十个月里，从各个渠道，已知海内“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从互助到分裂，国民党利用军事手段建立了南京政府，而且政治上犹豫满志，军队兵强马壮，准备以武力攻占以平津为中央的北部中国。
离开美国已到日本的胡适，对去上海、南京，还是回仍在奉系军阀盘踞的北京，还拿不定主张，故在日本不雅观察斟酌了二十多天。这期间，胡适收到高梦旦于4月25日给他写的信。信上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立。兵祸党狱几成胆怯天下，辞吐尤不能自由。我兄性好揭橥见地，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劝他在日本研究哲学史或当教授讲课。
过了三天，胡适接到学生顾颉刚的信：“我以十年来追随师长西席的资格，挚劝师长西席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信中还说，“我希望师长西席的奇迹完备放在学术这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罢。”
胡适读罢，想起2月2日，这位弟子还曾在信中劝他“最好加入国民党”，以避祸远害，求得在学术方面大发展，不禁莞尔。他对弟子的苦心相劝，心里是十分感激的。胡适后来决定到上海发展，与顾颉刚肝胆相照的奉劝不无关系。顾颉刚出身诗书世家，1916年到北京哲学牵挂捆扎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6年履新国学院研究教授，曾受到也在此任教的鲁迅的猜忌和无端攻讦。抗日战役期间，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51年任上海学院（后改复旦大学）教授。1971年始，担当“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事情。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实在弟子所劝“政治方面就此截断”，显然并不真正理解老师的“才性”和襟抱，至于“加入国民党”，则是弟子完备不懂爱惜名节、视自由民主为生命的胡适的“政治”。顾颉刚或许还没读过老师通过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赫贞发言的机会揭橥的讲话。胡适认为国民党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方转机，要使中国当代化，就必须打倒军阀盘据，国民党能完成革命统一大业，他天经地义支持。胡适说：
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大概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此外，胡适在对留日中国学生的发言，对日本媒体的发言中，也明确表示：
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他们是方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仰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确当局，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
胡适认为，中国须要一个当代化政府，只要它能真正实施革命救国，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不支持的情由。
胡适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决定不回奉系军阀掌握的北京，而是到南京政府统辖的上海落脚。住进了沪西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甲宅第，与蔡元培为邻居。
这次重返上海，胡适已三十七岁。走在熟习的旧城（华界）老西门里的蓬莱路，重游已有些破败相的文庙，他不禁回顾起少年时在上海的往事，脸上绽出有些痛惜的微笑。
1904年，结束了九年的家乡教诲，读完四书五经，还有《律诗六钞》《小学》《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文史经典，在笔墨和思想这方面都打下良好功底的胡适，又经双方母亲的包办，与江村落的村落姑江冬秀订立了婚约后，在春暖花开的时令，来到上海求学。与他同行的三哥，是到沪上治肺病的。不久，胡适成了西门里蓬莱路的“梅溪学堂”的学生。因他不懂上海话，又未曾“开笔”著文章，就被安排到最差的相称于初小的第五班。一个意外的机会，胡适溘然连升三级，成了全校瞩目的人物。事出有时，一天，教国文的沈师长西席，在上课时有一段浅近的引文：
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师长西席说，这是《左传》里的话。下课后，胡适走到讲台旁，用蹩脚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师长西席说：“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里的话，不是《左传》。”沈师长西席知道自己说错了，没作辩白，即出题《孝悌说》，让胡适回到座位上写一篇作文。等胡适交了卷，沈师长西席负责读了百十字的作文，便让胡适随他下楼，胡适惴惴不安地随老师来到二班教室，沈师长西席对二班的顾老师小声说了一番话，顾老师忙把胡适引进教室，坐在后排。胡适这才知道，自己从五班一跃跳上二班。
在梅溪学堂，胡适打仗到梁启超的著作，读了最富激情的邹容的《革命军》，思想上种上了革命的火种。曾与一同学合写年夜骂上海道袁海不雅观的匿名信，又拒不参加上海道衙门的考试，拂袖离开梅溪学堂。
1905年春，入澄衷学堂，读严复之《天演论》《群己权界论》，梁启超之《新民说》等进步书本，“开辟了一个新天下”。接管二哥的建议，取名“胡适”，字“适之”。次年，当了班长，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一文，成为第一篇正式文章。不久，因学校开除一逻辑学生，胡适为之不平，出面与校方交涉，竟然被悬牌记大过处罚，愤然离校。
1906年夏，胡适考进中国公学，搬进虹口新靶子路中国公学校舍。私立的中国公学，创办伊始，经济窘迫。后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帮助，方站住脚跟。中国公学师生中有不少革命党，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中说：“中国公学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实在有深厚的渊源。”当时中国公学的革命党组织了一个公开外围组织，叫“竞业学会”，其宗旨是“对付社会，竞与改良；对付个人，争自濯磨”。为此，还创办会刊《竞业旬报》。胡适积极为之写《无鬼丛话》等破除迷信的文章，同时撰文批驳社会政治，如《中国确当局》《爱国》等文，将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崇洋媚外丑行。他还写了不少关于伦理家庭人格自治和关于中国妇女问题的文章，如《婚姻篇》《敬告中国的女子》等。把婚姻问题当作与中国社会兴衰攸关的大事，很有穿透力。
《竞业旬报》的主笔，前后有三位：傅君剑、张无为、胡适。胡适是末了一位主笔，任期最长、文章最多。到第四十期，胡适揭橥“铁儿缘由”，辞职不干后，《竞业旬报》也就“寿终正寝”了。胡适多以铁儿为笔名，“缘由”说：“鄙人今年大病数旬日，几濒于去世。病后弱质，殊不胜繁剧，旬报撰述之任现已谢去，后此统统，概非鄙人所与闻，此布。”后来胡适回顾道：他作为主笔，是有了“一个绝好的自由揭橥思想的机会”，“充分发挥我的思想”。《竞业旬报》培养了胡适独立思考、大胆说话、自由表达见地的习气和能力。
胡适在中国公学，还是一位“少年墨客”。所作的悠远吊古之情的诗《西湖钱王祠》，忧国忧民、存志高远的《送石蕴山归湘》，使他的诗名蜚声中国公学校园，也为少年胡适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下，为他成为“新诗的老祖宗”打下了根本。
1909年深秋，中国公学终结。胡适清楚记得，那是一场悲壮的风骚云散，他精神上陷入惶惑的同时，经济上也遭到危急，家业败落，连自己的糊口都成了问题，更无法赡养只有薄田几亩、半栋老屋的母亲。出息茫茫、忧思戚戚的游子胡适，“连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以自遣……只得呼卢喝雉为解愁”（胡适1910年1月31日日记）。乃至“赌钱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胡适日记）。但有些论者就此坐实了胡适“冶游女”，就有些别有用心了。
但胡适在颓废中并未自甘堕落。他还在读书，作读书札记，还负责教书和修正学生的作业，他还与文人聚会谈诗论文，他还接管王云五的劝告，业余韶光翻译外国小说，写些文章，有收入可以坚持生存。是的，胡适因空想破灭与交友不慎，一度沉沦过，但他自幼培养起来的读书习气、求知希望与疑惑精神并未消耗，自省与悛改自新意识的火苗时时在胸中升腾。
终于有一天，否极泰来。1910年春，一个叫唐国华的朋友，请胡适、林恕几位朋友，到四马路湖北路的迎春坊吃酒后，又到一处去“打茶围”。夜深时分，胡适因来日诰日还要到华童公学教课，独自一人雇人力车先走了。众人不知，彼时胡适已经大醉，归途已不省人事。对此事，胡适在日记中有详述：等胡适醒来，已是“头面皆泥”地躲在租界的巡捕房监狱里。原来，车夫见其大醉，“遂相欺凌，推予堕车，乃取予马褂帽子而去”。胡适“遂手执一履踽踽独行。至文监师路文昌阁邻近，遇一巡捕”，问答几句，“予遽以手中皮鞋力批其颊”。其巡捕与之相搏，力吹警笛。后巡警叫来一辆马车，与两车夫制服胡适，送到捕房。问清情形后，罚了五元钱，算作是给那个被打的巡警养伤治病的赔偿。
走出巡捕房，彻底觉醒的胡适，立即辞去华童公学的教职，“由于我以为我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后在《四十自述》说：“我没掉一滴眼泪，但我已经由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从此立定心志，闭门读书。开始为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考试做准备。
是年6月，在二哥胡绍之的陪同下，到北京应考。7月下旬，考试国文，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周遭说”，后来胡适自称是“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结果竟然得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均匀八十分，排名第十。第二场考各种科学，“考得很不得意”，得了第五十五名。录取时，“靠近榜尾了”，但所幸被录取了。
8月16日，胡适从上海乘海轮远赴美国，穿越太平洋进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
这次再次到上海，胡适的主要事情，是重振月牙社。1923年，月牙社成立于北京松树胡同。它不是纯文艺社团，只是部分名流学者的俱乐部，紧张人物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西滢、林徽因等。月牙，是徐志摩袭用泰戈尔《月牙集》而来。按徐志摩阐明，“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稍后，闻一多、余上杭等也参加月牙社活动。月牙社成员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做出过贡献，产生过影响。
1926年后，随着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相继出国，月牙社活动暂告停滞。胡适此番到上海，月牙社老骨干再次围簇在胡适周围。徐志摩、梁实秋办的月牙书店开业，推胡适为董事。又办起《月牙》月刊、《诗刊》季刊，并准备筹办一个政治性《平论》周刊。
6月，胡适当选为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8月，受聘为光华大学教授。
险些与鲁迅收讫大学院聘书和当月三百大洋薪金同时，胡适于10月24日致信蔡元培，请辞“大学委员会委员”（酬金也很丰硕）之职，缘故原由是，不能赞许国民党“党化教诲”的方针。此前，胡适曾向蔡元培院长“坚辞两次，终以师长西席苦留，故不敢坚持”（《致蔡元培》）。为胡适坚辞之事，“被吴稚晖师长西席指为‘反革命’，亦不与计较”（《胡适来往书信选》）。但从此胡适不再列席有关会议，对吴稚晖等人“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武断反对。并云：
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是非。
胡适到上海后，看到国民党治下的上海街头，贴满“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确当局”等标语，听到口号满天飞，针对其宣扬过于泛滥，便写《名教》痛下针砭：“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大家嘴上有的是口号，于是老祖宗几千年相传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文章告诫：“治国不在口号标语，顾力行何如耳！
”
但胡适当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还存有抱负，这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时，他应邀前往不雅观礼。这符合胡适当时的思想逻辑。
摘自《明国清流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