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武与《孙子兵法》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也是我国古代军道理论的精彩奠基人，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兵圣。
孙武出身于齐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其曾祖、祖父均为齐国名将。他自幼喜研兵法，颇有心得。齐国发生“四姓之乱”后，孙武便南游吴国，隐居苏州，潜心研究兵法。在吴国，他结识了吴国著名的谋臣伍子胥。
当时天下骚动，诸侯争霸。吴国君主阖闾为图霸业，欲攻打楚国，但一贯未能找到能胜任的将领。伍子胥便先后7次向吴王推举孙武，说他“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众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人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
”
于是，吴王便召见孙武。孙武呈上所著兵书13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为稽核孙武的统兵能力，吴王将100多名宫女交给他操练，个中有吴王最宠爱的两名妃子。这便有了“吴宫教战”的故事，阖闾由此“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此后，孙武便与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
吴宫教战
孙武将宫女编成两队，以吴王的两个宠妃为队长。他把军事演习的一些基本动作教给她们，并告诫她们一定要服从军令。不料，连着两次发令，宫女都不当回事，只顾嬉笑。孙武便敕令将两个队长拖下去斩首。吴王一听要斩他的爱妃，急忙来求情，但是孙武说：“您既然把她们交给我来演习，我就必须依照军规来管理她们，任何人也不能例外。”然后将两个宠妃斩首了，再也没人敢不听号令。
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武、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武采纳“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超越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在柏举重创楚军。接着五战五胜，一举攻陷楚国首都郢。
“柏举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而吴国的阵容则大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吴国不仅成为南方的强国，而且北方的齐、晋等大国也畏惧吴国。对付孙子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写道：“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武不仅有战功卓著的军事实践，而且有博大精湛的军道理论。他所著的兵法13篇完全地流传下来，后人将其定名为《孙子兵法》。
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家圣典，也是天下上久享盛誉的一部军事名著。书中含有丰富的辩证思想，磋商了与战役有关的一系列抵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短长等。在研究这各类抵牾及其转化条件的根本上，《孙子兵法》提出了其战役的计策和战术，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霸占着重要地位。
《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孙子兵法》严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革无穷的计策战术，常读常新的磋商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荣誉。《孙子兵法》曾被誉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
二、司马穰苴与《司马法》
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军事家。他是起先的齐国工正田完的后裔，因任司马之官，故以“司马穰苴”一名传世。
司马穰苴长于用兵，但他是婢妾所生，地位低下，一贯未被重用。后来，晋、燕联合攻打齐国，晏婴便将他推举给齐景公，司马穰苴才开始登上军事舞台。
他关心部下，亲自安排部队食宿，亲自慰问有病的士卒。他还将自己的食品拿出来与士卒分享，与大家同甘共苦。将士们都乐意为他效力，就连那些生病的士卒也纷纭哀求参加战斗。结果，齐军兵锋所向，锐不可当，晋、燕之军不战自退。司马穰苴率军乘胜猛追，一举收复失落地。齐景公遂拜他为大司马，掌管全国军事。
军中立威斩监军
齐景公命司马穰苴率军抵御晋、燕联军，并派宠臣庄贾为监军。庄贾自恃身份，傲慢无比，唾弃军规。司马穰苴便绝不留情地处去世了他，从而震慑三军，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终于降服了晋、燕联军，从此威名远播。
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附在由齐威王命大夫整理的兵书《司马法》中，以是该书又称《司马穰苴兵法》。该书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的军事制度和战役履历，论述了古代的战役准备、战役辅导、沙场指挥、兵种支配、兵器配备，天时地利的选择、特工的利用、军人生理以及治军等问题，其核心军事思想有以下三点。
一、“以战止战”的战役不雅观。对付能够“安人”“爱其民”和制止侵略的战役，《司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书中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这一不雅观点从战役的目的出发去剖析战役，包含着朴素的辩证不雅观点。书中还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意思是说，战役是危险的事情，不得已的时候才能用它讨伐暴虐，挽救危乱，反对仗恃国势壮大而穷兵黩武；和平是暂时的，必须居安思危，加强战备。
二、“以仁为本”的治军原则。书中哀求将帅“见危难勿忘其众”“胜则与众分善”“若使不胜，取过在己”。这样全体军队才能高下同心，联络同等，达到“力同而意和”，实现“凡胜，三军一人胜”。书中还说：“居国和，在军法，刃上察。”平时海内高下安定，战时军中司法公正，人们才会克意进取，才有把握打赢战役。
三、“变嫌推疑”的战备思想。该书主见“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即顺应天时，多储备物资，媚谄众心，利用地形，重视武器装备。而且，“凡战，有天，有财，有善”，即要打仗，就要节制自然及人为的变革情形，要有充足的物资，将士要有高昂的斗志。此外，“方虑极物，变嫌推疑，养力索巧，因心之动”，是说要有深远的计谋，发挥物资器材的最大效能，辨明是非以打消国人的疑虑，让百姓养精蓄锐以贡献其聪慧，从而使战役符合百姓的心愿。
东汉往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都曾以《司马法》为主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晋唐之间，杜预、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宋代，《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定为将校的必读书，影响深远。
三、吴起与《吴子兵法》
吴起，卫国人，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是我国“最高级名将”。他治军严谨，能和士卒同甘共苦；他长于用兵，与孙武合称“孙吴”。
吴起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学习勤奋，后弃文习武，精通韬略。他曾在鲁国做到将军，又在魏国为西河守，往后又到楚国，辅佐楚悼王变法，悼王去世后，他被旧贵族残酷杀害。
吴起是一代将才，久经疆场，有着丰富的战役履历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有一年，齐军进攻鲁国，吴起率军抵抗。面对强敌，他避敌锋芒，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麻痹仇敌。然后乘其懈怠，率领精锐之师，一举击溃齐军。
吴起离鲁到魏后，任魏国将军，创建劲旅“武卒”。期间，他曾两度率师讨秦，持续攻陷五座城池，夺回了西河地区。接着，他又乘胜进军，灭中山国。吴起因战功卓著，受命镇守西河。在之后的23年中，他“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增强了魏国的实力。他先后率军与诸侯大战76次，全胜64次，辟土四面，拓地千里。
在楚国担当令尹期间，吴起亦十分重视军队的培植，取得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辉煌战绩。他还实行改革，限定旧贵族的特权，裁减冗员，减少疏远公族的俸禄，用以培植军队。他的变法使楚国日渐国富兵强，但他废除贵族特权，惹起贵族的忌恨，楚悼王一去世，贵族们立即反扑，用箭射杀了他。
吴起所著《吴子兵法》48篇，与《孙子兵法》并称，在战国时“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司马迁曾高度评价吴起的军事古迹，将其与孙武并列，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在汉代，《吴子兵法》成为武将攻修的紧张课程，宋代更是被朝廷定为“武经七书”之一，是武科的紧张教材。
五慎
五慎，即理、备、果、戒、约。理，便是“治众如治寡”；备，便是“出门如见敌”；果，便是“临敌不怀生”；戒，便是“虽克如始战”；约，便是“法令省而不烦”。
《吴子兵法》反响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役理论、军队培植和作战辅导方面的不雅观点。军队身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利用以及骑兵的涌现，引起了作战办法的明显变革。
一、该书主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把政治和军事紧密地结合起来。文德，便是“道、义、礼、仁”，便是“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强调高下同心是取得战役胜利的根本。武备，便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料”。书中将战役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平分歧性子，主见谨严地对待战役，反对穷兵黩武。
二、兵不在多，强调“以治为胜”。治，便是培植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演习有素的军队。哀求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以之作为军队的骨干，并“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
三、对士卒的利用要因人而异，使“短者持矛戟，父老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以发挥各自的特长；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相互联保，以对部众严加掌握；采纳“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玉成军”的教战方法，严格演习。
四、明法审令，“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褒奖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捐躯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去世”；要“任贤使能”，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能“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的人为将。
四机
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气机，指哀求将帅应时地节制全军高下士气的盛衰。地机，指利用地形，哀求将帅指挥军队作战时，长于利用道路险阻、名山要塞等。事机，指利用打算，哀求将帅长于叮嘱消磨特工离间仇敌，施放精干的分队骚扰并迷惑仇敌，分散其兵力。力机，指提高战斗力，哀求将帅指挥军队做到战车坚固，战舰橹桨轻便，士卒闇练阵法，战马驰骋追逐。
五、料敌用兵，因情击敌。该书针对齐、秦、楚、燕、韩、赵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的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对齐作战，“必三分之，猎其旁边，胁而从之”；对秦作战，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落去掌握时，再“乘乖猎散，设伏投契”；与楚作战，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疲而劳之，勿与争战”；同燕作战，则“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与韩、赵作战时，则“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
六、审敌虚实而趋其危。该书指出，有8种情形，不需再卜问休咎，即可向敌攻击；在13种情形下要“急击勿疑”，旨在乘隙蹈暇，不失落战机；又列举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与敌作战的6种情形，要“避之勿疑”；并进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它还看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详细战法，并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
《吴子兵法》继续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与《孙子兵法》并称为“孙吴兵法”，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
四、孙膑与《孙膑兵法》
孙膑，本名孙伯灵，战国中期齐国人，著名军事家，兵圣孙武的后裔。《史记》中说：“孙武既去世，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
孙膑深得齐国大将田忌的赏识。有一次，田忌跟齐威王赛马，他利用孙膑之策，以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以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以中等马对齐王的下等马，结果一负二胜赢了齐王。田忌便借此把孙膑推举给齐王，齐王重用孙膑为智囊。
在军事实践中，孙膑显示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先后两次指挥齐军大破魏军。
公元前353年，齐魏争雄。孙膑在桂陵之战中，本着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的原则，创造了著名的“围魏救赵”战法。在这一场有操持的“围点打援”战中，孙膑率领的齐军大胜庞涓率领的魏军。此战成为历代兵家所推崇的经典战例。
12年后，齐国又在援韩攻魏的马陵之战中，孙膑采取减灶示弱，诱敌深入之计，设伏围歼魏军，迫庞涓自尽，齐军两次大败魏军，致使魏国国势日趋衰落，齐国阵容大震，成为当时的强国之一，孙膑也由此名显天下。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道理论研究，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孙膑名字的由来
相传，孙膑曾与庞涓同在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他谦逊好学，才智过人，军事才能高于庞涓。庞涓嫉贤妒能，自知才干不及孙膑，便在当上魏国将军后，设法将其诱骗至魏国，借故施以膑刑割去其膝盖骨。自此，便有“孙膑”这一称呼。
现存《孙膑兵法》共16篇，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这部兵书提出了诸多深刻的见地，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在战役不雅观上，该书强调战役服从于政治、依赖于经济；认为“强兵之急”在于富国，只有国富、兵强、民安，才能“降服而强立”；既反对企图垂衣而治的抱负，又反对穷兵黩武，强调积极备战，“事备而后动”。
在军队培植上，该书强疗养军不仅要信赏明罚、令行禁止，还要对士卒进行政治教诲、行列步队演习、行军演习、阵法演习、战法演习等多方面的系统演习，以全面提高士卒的本色。
在战役辅导上，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道”（即战役规律）制胜的不雅观点，指出：“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很显然，“道”的内容包括天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战机等多方面的内容，战役辅导者节制了“道”便能够赢得战役的胜利。
在作战指挥上，该书主见“必攻不守”“批亢捣虚”，即攻击仇敌症结且薄弱的枢纽关头点。这丰富了《孙子兵法》的虚实理论，与吴子“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异曲同工。连唐太宗李世民也不无感慨地说：“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
”
综上所述，《孙膑兵法》具有不容忽略的代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兵书。
五、尉缭与《尉缭子》
尉缭，战国期间魏国人，著名军事家。其生平业绩史载不详，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期间。他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命为国尉，因称尉缭。他帮助秦王出谋划策，主见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打乱了六国的支配，从而统一了中国。
尉缭著有《尉缭子》一书，现存24篇，万余字，内容涉及战役不雅观、治军、用谋、详细战术等方面，论述颇精辟，这些不雅观点在现在看来也很有代价。《尉缭子》的内容比较博杂，“引古谈今，学问博恰”，其军事思想紧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尽人事”的“人和”思想。尉缭提倡发挥人的积极浸染，他借用黄帝的话加以论证：“先神先鬼，先稽我智。”即先去求神求鬼，不如先稽核自己的智能。他还强调说：“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求己”就在于“举贤任能”。
国之治乱，军之胜负，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人的主不雅观浸染。书中说：“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关键在于将帅要能使“众不二志”。以是，尉缭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贤人所贵，人事而已。”这种“尽人事”的思想，是唯物主义和求实精神的结合。
将才应“具备”的十二事
不轻易改变决定；给人恩情在于应时；机谋在于适应事物的变革；打仗在于勉励士气；进攻在于出敌意外；防守在于暗藏自己的力量；不犯缺点在于节制处理事情的分寸；不陷入困境在于事先有准备；谨慎在于当心小事情上犯过失落；聪慧在于能管理大事；除奸害在于敢斩决坏人；得民气在于谦逊待人。
二、“兵胜于朝廷”的治军治本思想。书中指出，“降服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应”，即兵降服于外，是由于内部准备充分。对此，尉缭提出：一要使“国富”，二要使“国治”。这反响出其治军在于治本，本治才有助于兵治的思想。
关于如何治本，尉缭提出了“农战”的思想。
他主见，“使天下非农无以得食，非战无以得爵”；发展生产，使“野充粟多”，才能“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他认为，“农”是“战”的条件，“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努力发展生产使公民不饥困，才能够积极搞好战备，城池也就不会被围困。
将才应“戒备”的十二事
后悔在于狐疑失落机；罪孽在于肆意屠杀；办事不公道在于私心重；不吉祥在于听到自己的过失落；挥霍无度在于耗尽民财；不明道理在于受人离间；劳而无功在于胆大妄为；见识浅陋在于分开贤良的人；惹祸在于梦想财利；招害在于亲近坏人；损失地皮在于没有负责防守；危险在于没有严明的号令。
三、“权敌审将而后举兵”的“必胜”作战原则。尉缭认为，“权敌”，即摸清敌情，才能因敌而动，从而以实击虚降服仇敌。尉缭认为，“权敌”常日是将帅的事情，因此他认为必须“审将”，即重视将帅的选用。
关于如何选用将帅，尉缭说：“将受命之日，忘其家，旅军宿野忘其亲，援而鼓忘其身。”身为将帅，在个性教化上，要心胸阔达，不能一激就怒；要风致清廉，不贪钱财；要无私无畏，衷心为国；更要以身作则，与士卒甘苦与共。在指挥意志上，要上不受天的影响，下不受地形的限定，中不受国君的掣肘。
《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为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推崇，与《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等在宋代并称为“武经七书”。
范蠡与赵武灵王
历史上除了孙武、吴起、孙膑、司马穰苴、尉缭等职业军事家外，春秋末期的范蠡与战国期间的赵武灵王等政治家，也在军事打算上或军事改革上卓有建树。
范蠡，楚国宛人，春秋末期的军事打算家、政治家。当初，楚国为了联越抗吴，而派范蠡出使越国。由于范蠡很有才能，被越王勾践重用，便留在了越国。
范蠡极具计策眼力，在勾践以弱胜强灭掉吴国的过程中，范蠡贡献很大。他主见捉住战机，不打无把握之仗；长于吸取敌我双方的历史教训，不让仇敌去世灰复燃，留有后患；他强调壮大时应戒骄，衰弱时要图治，是一位难得的谋士。
公元前494年，勾践不听范蠡的劝阻与吴国开战。大败后，他向范蠡请教对策。范蠡提出了暂时屈辱求和的政策，先求和，然后再钻营兴国。
勾践败北后的第七年，勾践见吴国百姓困苦，想出兵报仇，范蠡认为机遇不到。又过了一年，吴王夫差听信谗言，赐剑让大臣伍子胥自尽。勾践看到机遇已到，而范蠡却说“人事至矣，天未应也”，并让勾践耐心等待。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为称霸中原，率领海内3万精兵在黄池大会诸侯，只留下太子友率领1万老弱兵卒驻守首都苏州。范蠡见攻吴的机遇已经成熟，便和勾践一起率领越军分两路进兵直袭苏州。吴军大败，夫差向越求和，勾践估计自己的力量不敷以灭吴，便答应了。
公元前478年，国力壮大的越国再次进攻吴国，并在笠泽歼灭了吴军的主力，围困苏州达三年之久。后来，夫差退守苏台，几次派青鸟使求和。勾践不忍心杀夫差，想答应求和。范蠡劝阻说：“过去吴国不用亡越国，因此本日会失落败，这个教训刚过去不久。现在君王不当机立断，大概已经忘了退守会稽山一事吧？”后来，范蠡干脆瞒着勾践直接率兵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尽。
“商圣”范蠡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封范蠡为年夜将军。范蠡认为越王勾践可以共患难，但不可以共处乐，毅然泛舟五湖，后改姓做生意。他曾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财。古人有“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说法，但范蠡可谓既富且仁，不愧为“商圣”。
赵武灵王，战国期间赵国的君主。他在军事改革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一度使赵国成为军事强国，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登基，此时适逢战国中期各诸侯国逐鹿中原，进行剧烈的吞并战役之际。当时赵国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与其他诸侯国比较仍属弱国，因而屡次败于秦、齐等强国的兵马之下。其余，赵国北方、东方的边界又与胡人部族相邻。胡人身着短衣、长裤、腰束皮带，脚蹬皮靴，长于骑马射箭，且行动灵巧，进退神速，对赵国边疆地区造成巨大的危害。
在严厉的现实面前，赵武灵王这位有着远大抱负的君主深深感到，要使赵国在激烈的吞并战役中不被其他强国所吞并，并日益壮大起来，就不能因循守旧，而是要改革旧制。他决心从军事方面入手，对传统的服装以及笨重的盔甲进行改革。
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开始向胡人学习，实施“胡服骑射”，即改穿胡人式的服装，采取骑兵作战的办法。他力排滋扰，率先更衣，并调集了大批骑射之士，经由严格的演习后，以之取代了传统的车兵，使其成为了赵军主力。
改革之后，赵国很快改变了原来被动挨打的局势，国力也逐渐壮大起来。此后，赵国不但打败了过去时常骚扰其边界的中山国，而且还向北方开拓了上千里的边陲。到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位时，赵国已跃为“七雄”中的强国之一了。
其余，赵武灵王的改革，在服装上成了汉民族服装格局的一部分，并被长期沿用了下来。骑兵也很快得到了发展，成为后来封建国家军队中的一个主要兵种。这是赵武灵王对我国古代军道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六、《六韬》与《三略》
古代兵家圣典，除《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已知作者的之外，《六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尚不知道确切作者的兵书也有着极大的不可忽略的军事代价。
《六韬》，即《太公兵法》，成于战国时期，托名姜子牙所著，真实作者未知。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办法编成，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61篇，近2万字。该书兼采前世兵家之长，军事思想甚丰。
在计策方面，《六韬》继续了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认为“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书中强调，为取得“全胜”，必须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提出要大力发展“三宝”即“大农”“大工”“大商”。这样才能在战役到来时立于不败之地。
该书看重政治上胜敌，强调要争取民气，取得举国高下乃至友军的支持，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落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书中指出，唯有道者才可君临天下，施政要“爱民”，要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以使“万民富乐面无饥寒之色”；用兵是为了“除民之害”，降服而使“百姓欢悦”；“上贤下不肖”是治国要道，提出“赏罚必信”“杀贵大，赏贵小”。
在作战方面，《六韬》指出，不同的作战形式有不同的作战原则，对不同的战役、不同的仇敌、不同的地形，要采纳不同的战法。书中提出，将领要“密察仇敌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虞”，要“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打机动灵巧的运动战。书中还详细论述了车、步、骑等战法的浸染及如何实现协同作战。
在军队培植上，《六韬》极为重视将帅的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哀求将帅不仅要谙熟计策战术，知进攻退守、出奇制胜的打算，还要具备勇、智、仁、信、忠等德行，以及“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的风范。在演习上，该书主见从单兵演习开始，一人教成十人，十人教成百人，乃至百而千，千而万，万而合玉成军之众，进行大操练、大练习。
该书重视部队体例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当时军队指挥机构的情形和参谋职员的称谓、职责，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以及军中秘密通信的办法方法，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东西”。它对付作为后备兵员的农人，则哀求通过农事活动进行演习，培养战斗意志，以寓兵于农。
《六韬》是先秦军事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兵家权略类的开山祖师。《史记》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期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现在，《六韬》已被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笔墨。
“六韬”所指
今本《六韬》共分6卷。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役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演习。
《三略》，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成书于西汉末年，传为黄石公所著，其真实作者已难考证。该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讲计策的兵书，以论述政治计策为主，兼及军事计策。《三略》全书分上略、中略、下略3卷，共4000多字。
“上略”提出“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强调以礼赏来招纳贤士，也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为王者提出了详细的计策策略，可以说是王者书。
“中略”主见“差德行，审权变”，主见在用人上要“权变”，根据个人不同的特点而加以利用，虽然王者以德治人，但利用人时完备可以不考虑这一点，只要其能为我所用就可以了。本篇提出了“谲奇”和“阴谋”这些用人的策略。
“下略”强调为王者管理国家要尊于道，道与德二者相辅相成，只有这两者得到很好的统一，那国家的安危就可预知，只有道与德行于天下，那高人贤士就会自动现身，只要贤士都能归附，则王者就无敌天下。
《三略》自问世以来，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北宋期间更是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古人夸奖它说：“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去世易生，国可以存易亡。”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记录了唐朝名将李靖的军事思想，文体是传统的问答式。该书发展了《孙子兵法》中的奇正、攻守、虚实、主客等计策、战术思想，着重磋商了争取战役主动权的问题，并磋商了军制、布阵、兵学源流等一系列问题。
该书长于将抽象的军道理论详细化，如书中引用西晋马隆讨伐凉州树性能利用八阵图、偏箱车的战例，得出了“正兵古人所重”的结论。
该书还十分重视部队的军事教诲与管理。强调将帅要深晓兵法，“教得其道，则士为乐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提出演习要由少及多、由大略到繁芜，循规蹈矩，还要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差异对待。
北宋期间，该书被收入“武经七书”中，作为武学科举的教材。南宋戴少望《将鉴论断》称其：“兴废得失落，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
文武双全的韩信
韩信，秦末汉初淮阴人，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他少时孤苦，却勤奋读书，熟谙兵法，肚量胸襟大志。在楚汉争霸中，他气吞山河、纵横捭阖，谱就了辉煌的篇章，其博大精湛的军事打算和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堪称天下军事史上的宝贝。
汉朝建立后，韩信承担起整理、校定、总结先秦兵学之历史重任，综合融汇、统辖贯通先秦兵学之大成，使汉以前的兵书得以以较完全的面貌存之于世，为两汉兵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根本，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志在鹊起豹变
文学宗师苏轼曾到淮水岸边的淮阴城下，寻访韩信在故乡的遗迹。他容身淮阴侯庙前，文思如泉涌，挥笔写下了散文名篇《淮阴侯庙记》。个中，“当嬴氏刑惨网密，毒流海内，销锋镝，诛豪俊，将军乃辱身污节，避世用晦，志在鹊起豹变”一句，是苏轼对韩信的感言。
在青少年期间，韩信就在淮水岸边负责研讨各种用兵的打算与方法，期待有朝一日能匡扶天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韩信）寄食受辱时，揣摩已久，其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皆本于平日学问。”通过学习，韩信积累了深厚的军事功底，为后来领兵征战、整理兵书、著作兵法等，供应了学识储备和智力支持。
韩信对兵学有全面的把握和创造性的利用。北宋王安石说：“信但用孙武一二言，即能成功名。”秦末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刘邦正是在韩信的帮助下，才得以破秦灭楚，一统海内。刘邦曾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韩信精通《孙子兵法》，他的“汉中对”即是对孙子“知彼心腹”“知势”“造势”“任势”思想的高明利用。他对当时雄霸天下的项羽和力量相对弱小的刘邦，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并以此为根本提出了任用贤将、照功行赏、救援百姓、收天下民气的方法和取三秦、东向与项羽争天下的计策目标。
韩信极富传奇色彩，在变化多端的沙场上，他总能示形用权，临敌制变，以最恰当的计策战术去降服对手。他长于审时度势，每战之前都进行严密的侦察，做到对敌情、己情，以及天时、地利之情管窥蠡测，并根据详细的情形进行周密支配，战则有章有法，处处主动。楚汉战役中，他先后在陈仓之战、安邑之战、井陉之战、破齐之战、潍水之战和垓下之战等一系列主要的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韩信长于出奇制胜，在平定三秦时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灭魏时的陈船蒲坂、暗渡夏阳；灭赵时的背水布阵、奇袭敌营；灭齐时的因机立胜、出其不虞；潍水之战时的沉沙断流、半渡而击等，所有的这些战法，无不因时、因地、因敌而异，处处显示韩信忠勇奋发，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和先计后战、虑事周密、用兵严谨的军事权略家本色。
韩信践行了《司马法》“仁、义、礼、让”的精神，其军队都是“仁义之师”。每到一地，韩信都会尽力使百姓阔别战乱，安居乐业。百姓感其恩德，纷纭为其建庙立祠，至今享祭不绝。在韩信当年生活、战斗过的许多地方，人们还在他身上附会了很多美好的传说。
韩信读了哪些兵书
韩信有着居高临下的计策眼力、百战百胜的用兵打算，因此很多人都想知道，他究竟读了哪些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说：“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这本书是“武经七书”之一，历来被兵家奉为经典著作，其不雅观点是可信的。
韩信出神入化的军事打算、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给中国军事思想的宝库增长了新的宝贝。《汉书·艺文志》将他列入“兵权略家”，称他“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宋代陈亮赞道：“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明代茅坤则说：“予览古今兵家者流，当以韩信为最。”《百战奇略》将其“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和“沉沙决水，半渡而击”等列为“远战”和“水战”的法则，他的“暗度陈仓”则被列为“三十六计”之一。
楚汉战役结束后，韩信被刘邦削夺了兵权，徙封为楚王。不到一年，他又被刘邦以意图谋反的罪名，用陈平“伪游云梦”之谋逮捕。随后，他被贬为淮阴侯，并被软禁起来。从此，顺序兵法、著作兵书成为他的紧张事情。
韩信文武双全，上马称将军，下帷即学者。据《汉书·高帝纪》记载，韩信与张良“顺序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实际上，张良在汉王朝建立后便退隐山林，不问政事，因此顺序兵法实际由韩信主持。
顺序兵法倾注了韩信的大量心血。他广采博收古今兵学资料，并对资料进行严选精取，收良剔莠。他还将《司马法》对兵家的分类思想运用于顺序兵法，建立起了完备统一的科学分类体系，将兵家及古典兵学进行筛选和分类。
此后，杨朴、任宏、刘向、刘歆等人“捃摭”“校理”兵书，始终未脱韩信的初始规制。从韩信到刘歆，浩瀚学者通过整理兵书，将兵家分为“权略、形势、阴阳、技巧”四种，这种四分法被后世奉为圭表标准。
此外，韩信还开启著录《孙子兵法》的先河，是我国历史上著录《孙子兵法》的第一人，对后世产生了主要的影响。而且，他还写有《韩信》兵法三章，将自己对前代兵学的学习、对古人战例的研究、对亲自经历的战役实践的感悟等，熔为一炉，其所著当是集大成之作。可惜后来“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未得流传。
韩信综合融汇、统辖贯通先秦兵学之大成，使汉以前的兵书得以以较完全的面貌流传于世，为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研究奠定了科学的根本，为后世历代军事斗争供应了切实的借鉴。他在保存和发扬我国古代军事遗产的精华方面厥功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