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诗歌与人
人们读诗感想熏染到的诗意是什么？月白风清的散逸，梧桐小雨的哀怨，金戈铁马的豪情，浅吟低唱的愉悦，这些都是中国古典抒怀诗常见的情境；另一方面，我们每每会从诗歌的时期性与历史意义去肯定一首诗的代价。但伟大的诗歌更是一项关乎自我生活又黏合人类命运的艺术。
诗歌与人之存在的关系，很随意马虎使人想到“人，诗意地栖居”这个命题。这本是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诗的时候提出的哲学话题。“‘人，诗意地栖居’这个短语实在是说：诗最先使栖居成为栖居。诗是那种真正使我们栖居的东西。”( [德]海德格尔：《系于孤独之途：海德格尔诗意归家集》，成穷、余虹、作虹译，天津公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265页。)这种“诗意”并非美好而虚幻的彼岸花，而是基于劳累的生活，表现人在此岸的存在实质。荷尔德林的诗曰：“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是的！
/只要善良，这种纯洁，尚与民气同在，/人就不无欣喜/以神性来度量自身。/神莫测而不可知吗？/神如苍天昭然显著吗？/我甘心信奉后者。/神本是人的尺度。/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我要说/星光残酷的夜之阴影/也难与人的纯洁相匹敌。/人是神性的形象。/大地上有没有尺度？/绝对没有。”(转引自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1版，第203页)诗中的关键词是“诗意地栖居”“劳绩”“大地”“神性”。“诗意地栖居”是人的实质存在办法；“劳绩”（按：成穷、余虹、作虹译本作“建功立业”）是栖居的详细形态；“大地”是存在的现实根本（人栖居在此岸，非彼岸，亦非“第三条岸”或“别处”）；“神性”是一种天空的深邃尺度。
这是西方哲学家对诗意与存在的阐释。“人，诗意地栖居”是存在哲学的命题，而个中的悲悯情怀则是文学的、诗歌的。诗歌的意义并不在于功利的教养，不在于成为经国之大业，而在于悲悯。这对付中外诗歌来说都是普适的，是共同的诗歌精神。《古诗十九首》对人的现实存在、生活状态没有任何回避与粉饰。读者在个中能够创造东西方诗意的共鸣——“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只在“神性”这一层相异）
而人总是存在于详细的时期与社会之中，因此，《古诗十九首》具有光鲜的时期印记。马茂元师长西席在《古诗十九首初探》中说：“它环绕着一个共同的时期主题，所写的无非是，生活上的牢骚和不平，时期的哀愁与苦闷，并无任何神秘之处。”“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本色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马茂元编著：《古诗十九首初探》，陕西公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7页，第18页。)马茂元师长西席是从社会历史意义来阐释《古诗十九首》的现实性和思想性。然而，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诗中的“牢骚和不平”“哀愁与苦闷”与“纯属劳累”的生活、“充满劳绩”的“诗意地栖居”，不也存在着某种干系性吗？因此，这一组诗歌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一个社会、一段历史，更是对人类存在问题的揭示与关怀。（下文二、三详述。）统统人类存在的问题归结起来总是一个问题，实质的问题反而正是日常的问题，自然也就“无任何神秘之处”。
精良的诗歌总是直面人类存在的“劳绩”与凄凉实质，并以各自的办法关怀现实。这无关乎往来古今、南北地方、东西文化。
02
人间之悲
东汉直至魏晋，那么长的一个时期，却是混乱、恶行、胆怯的，正如曹操之所见：“铠甲生虮虱，万姓以去世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平生易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蒿里》（按：即《蒿里行》），《曹操集》，中华书局1974年12月第1版，第6页。)
然而，人在实质上还是诗意的，或者是趋向诗意栖居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充满劳绩”的。“诗意”与“劳绩”同在而又同质。《古诗十九首》揭示人的栖居状态，正是让人们首先睁眼直面人间间无法回避的困境、痛楚、悲观、绝望等一系列的抵牾。
1.去世亡——人之存在的最根本困境在混乱的时期，人的生命无法得到保障，去世亡是《古诗十九首》悲感的深源。但去世亡又岂是战役恶行时期之特有？这本是人类存在就要面对的问题。人一旦进入存在（所谓“人生”），便进入生与去世的抵牾，在不断流逝的韶光中，行于成住坏空的过程。无法勾留，无法转头，不由自主。可是人渴望永恒“！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愿之不得而生忧，以是在现实人间中感到悲观。这一根本抵牾导致了变“主”为“客”的生理——对存在的疑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于是，栖居只是“寄”而已“：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人生涯着的主体归属感与存在感消解，代之以寄生之感，可不悲哉？“客”与“寄”通报着深奥深厚而凄凉的诗意。
面对这个抵牾现实，人多么无可奈何。只有逝者如此的嗟叹：“所遇无端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四季更变革，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面对生不觉其乐，想到去世更不觉超然：“下有陈去世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凄凉之余仍是凄凉！
韶光之速，人生几何，本这天常之叹。由于更进一步每每是凄凉，大多数人在感叹之余还是回避了事，难得糊涂。回避是一种悲观，直面得到的是悲观。能够直面，人生实在就已得到了最大的勇气。深味实质的悲哀须要勇气。
2.孤独——人之存在的又一实质问题 相聚固然使人欢快：“今日良宴会，欢快难具陈。”（《今日良宴会》）但是，《古诗十九首》的时期，由于宦游出息不可知、交通阻隔等客不雅观成分，人间间的常态是离散，不是团圆。“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行行重行行》）“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边草》）“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挥之不去的孤独与离愁，是诗歌要让人直面的又一个悲观现实。
孤独并不以空间为限：“天河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迢迢牵牛星》）孤独不仅是客不雅观存在的处境，更是心灵的寂寞无人知：“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西北有高楼》）孤独不是某一时期、某一社会、某一群体的专利。人性大多喜聚不喜散，可为什么“散”总是常态？纵然交通、通信的问题办理了，为什么也没能办理心灵的孤独与离索？一个人又能向谁倾吐自己内心的悲苦？由于人在实质上即是孤独的。梭罗说：“太阳是寂寞的……上帝是孤独的——可是妖怪就绝不孤独。”“我已经创造了，两条腿无论若何努力也不能使两颗心灵更形靠近。”([美]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26页，第123页。)诸如契诃夫笔下车夫姚纳的心灵悲苦，在当代仍旧是一个存在的困境。
3.世态——更凄凉的社会处境 “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驱车上东门》）人在面对根本存在问题时是平等的。因此，人生虽令人悲，却并不使人恨。
人本该当相爱，由于生命只有一次。交情的须要，也是人的天性之一。但是在社会之中，不念友情交情，只因一些俗世的尘埃遮蔽了纯净的心灵，比如功名、富贵、仇恨之类。恨，实在是由人自己培养出来的，由于人间间涌现了许多不平等。这些人为的世俗问题，如果也和实质的存在问题一样难以改变，愤激就在所难免：“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青青陵上柏》）“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
崇奉上帝的语境也有类似之恨，由此产生罪与罚。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在上帝眼中人本来该当是一样的，但是人却人为地将人划分为两类——“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人”制订规则，而“平凡的人”只能遵守规则，任人宰割。人都想要自由，趋利避害，以是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愿像马尔美拉陀夫那样任人宰割，他打算证明自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走上了“罪”的道路，终极接管了神性的救赎。
人自己造出的恶行，靠什么来救赎？《古诗十九首》中的抒怀者面对这一层问题产生了人生的虚无，抱以激愤的生理，或是游戏人生的生理。
4.虚无——无法返乡的凄凉 《古诗十九首》里弥漫着人生如过客的慨叹，由此对天下产生了一种浓郁的虚无感。游子羁旅行役，功名未就，无法回籍。功名富贵自是虚无，更凄凉的是感到了家园的沧桑与虚无：“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去者日以疏》）返乡因此而无法实现。带着这种凄凉感，诗歌纵然在描写美好的事物，如“青青河边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青青河边草》），也令民气生一种悲剧感，不禁会遐想到美好事物的流逝与凋零。
想快乐，想相聚，想永恒，可都没有办法。“无”成了永恒。天道本“无”，统统苦与恨，是人间自有或自生的。那么，意义就须要人类自己来授予。以是，《古诗十九首》揭示了人间之“悲”，也需有基于现实的关怀。
03
生命之悯
荷尔德林在诗中说道，“以神性来度量自身”“神本是人的尺度”“人是神性的形象”。有神性在召唤，其悲悯是基于大地栖居而向上引领的。而中国古诗的关怀还是回到了现实。
1.只在“及时”虽然对“神仙王子乔”的神仙天下有着无限的倾慕与神往，但还是认识到“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于是转向现世：“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饮酒、被服，这类行乐之举，在识破了存在之悲境后，只可谓一种无奈的现实关怀。更主要的是“及时”的意识：“过期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冉冉孤生竹》）“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韶光无法勾留，也无法逆流，但是却可以珍惜。与韶光同行，便能在流驶中找到现实的意义。
及时立德、立功、立言，“倜傥非常之人”如是。但《古诗十九首》表现的是一群中下层文人失落意感情的作品，反响的是大多数平凡人的问题，关怀的出发点也基于人类最基本的意义。诗中某些所谓及时为乐的做法，虽难免不免为圣贤所轻，却揭示了人类的困境，展现出人类最诚挚的心灵，这些诗篇至今仍旧动听至深。
在没有神性尺度的语境中，对付平凡的人来说，他们生活在充满劳绩的大地上，过着劳累的生活，又何尝不是诗意地栖居？建安时期的墨客悲慨于“人生几何”，在现世每每追求建功立业。劳绩与建功立业，二者在现实关怀这个层面并无实质差异。恰如上文所提到的，荷尔德林诗中的“劳绩”一词又被译作“建功立业”。
君不见，一世之雄今安在？君不见，惟有饮者留其名。只是，统统贵在“及时”。
2.浮名有重名《古诗十九首》里有这样一对自相抵牾的诗句：
良无盘石固，浮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
奄忽随归天，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
一个说：由于没有永恒，要那些浮名作什么？
一个说：由于人生短暂，把荣名当作宝贝吧。
一句是悲，一句是悯。平凡而诚挚的想法。不能说追求名利就多么可鄙，由于实在他在很困难地挣扎、劳绩。尚有这一点“荣名”来冲动悲哀的心灵，谁能说这样的内心也是污浊不堪的？这大概便是诗意栖居，但又充满劳绩。像谪仙李白一壁欲“散发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壁又念念不忘“愿为首相”，谪居人间之仙，也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于劳绩中。又如柳永虽“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可他羁旅行役，也还是在意过功名的。有民气与神性之存在，“劳绩”并不妨碍“诗意”，“浮名”或是“重名”，并没有实质不同。
许多悲苦只因人不相知，只因无人倾诉。以是，《古诗十九首》中的抒怀者最渴望并努力寻求的关怀该当是人之相知，希望得到知音心灵的相互理解与共鸣：“愿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
”（《西北有高楼》）“相去万余里，故民气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有此同心，何惧别离。
虽说人间间民气本难测，可也正是这最难测的心灵，寄托着最美好而永恒的东西。这是平凡之人能够得到的关怀。海德格尔说：“他们就以歌者的忧心爱慕于那有所隐匿的贴近之神秘了。基于这种统一的对同一者的爱慕，心坎不安地谛听的人就与道说者的忧心相亲近了，‘他人’就成为墨客的‘亲人’。”([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1版，第32页。)《古诗十九首》并无神秘性，但忧心爱慕于共同的人间悲悯，抒怀者不亲近吗？读者不爱慕吗？
《古诗十九首》佚名的作者们深味于现实人间之凄凉，还能善良隧道一句“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可谓凄凉之余还存有亲人般的诚挚关怀与安慰。这一组诗反响的社会或有别于当代，语境或有别于西方，然而个中表现的悲悯情怀是所有诗歌的共同精神，是当代的，也是天下的。
《古诗十九首》之动人不在于亭台楼阁之宏伟绮丽，不在于春花秋月之浅吟悲怀。读之，感想熏染到的是一种大地上的诗意与悲悯，体会到的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感的共鸣。其艺术魅力正如荷尔德林所说：“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是的！
”(转引自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1版，第203页。)
>原题《悲悯：〈古诗十九首〉诗意的当代解读》，载《名作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