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生于701年，卒于762年。王昌龄生于698年，卒于757年，即李白因李璘征请入狱的那一年。他们有过面会，互有诗歌唱和；韶光虽短，友情颇深。
王昌龄以七绝见长，被后人誉为“七绝圣手”。把他拿来与李白的七言绝句比较，并没有要分出谁高谁低之意——李白诗歌所站的高度是不用比较的。
但就七绝而言，只有李白、王昌龄能够比肩。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七言绝句，王江宁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七言绝，太白、江宁为最。”“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在古人看来，李白、王昌龄的七绝代表了唐代的最高水平，且伯仲难分。通过比较，意在加深对两人七言绝句的进一步认知。
实在，古人早就将他们二人的七绝放在一起比较了。明代卢世榷《紫房馀论》云：“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李白与王昌龄并驾齐驱。清代王士祯在《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中写道：“七言初唐风调未谐，开元天宝诸名家无美不备。李白、王昌龄尤其善于场。”他们的七绝达到了他人难以比拟的高度。不过又有差异：“七言绝句，盛唐主气，气完而意不尽工；中晚唐主张，意工而气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时期利害也。”李白与王昌龄生活于同一期间。有研究者认为，李白的七绝胜于“气”，王昌龄的七绝胜于“意”。“主气”者，胜于灵感和情采；“主张”者，着意安排和熬炼。前者任性（兴）而为，“不可学”；后者着意为之，有法可循，学而可达。“气”和“意”是李白、王昌龄七绝的标识，或谓紧张特点。
他们共同沐浴着盛世的光芒，不仅照进了他们的现实，更照亮了他们的肚量胸襟、他们的梦想。他们既有盛唐的侠士之风，又有赴边建功报国之志。这种大气磅礴的盛唐雄风同样激荡在他们各自的诗行。李白有《从军行》《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等，王昌龄有《从军行七首》《出塞二首》等。这些诗，既有恢弘的气势，更有大唐将士勇往直前、不平不挠、保家卫国的英雄壮志，还有墨客自己的豪情挥洒。诗写得荡气回肠，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处处显现出盛唐气候，时时奔涌着盛世豪情。
当然，伴随战役的还有苦难。李白、王昌龄在抒写壮志豪情的同时，不回避战役给公民造成的无以幸免的灾害，既寄寓对老百姓的同情，有表达对统治者的征伐。李白的《从军行》写道：“百战疆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廷将，独领残兵千骑归。”褒扬边将大胆杀敌的壮举，又展现了战役的残酷。王昌龄的《出塞》：“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疆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除了有征战时震耳欲聋的不息战鼓、短兵相接的剧烈厮杀，全体沙场还弥漫着化不开、挥不去的血腥。王昌龄的诗里还有离人的痛楚《从军行七首》其一：“烽火城西百尺楼，薄暮独上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其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还有一首《闺怨》，写得特殊出彩：“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中少妇”之“怨”并非她们不支持战役，而是不息的战火毁灭了人的天性——剥夺了她们享受婚姻、享受爱情的权利。这类主题李白亦有，在其它诗体中多有吟叹。他有《别内赴征三首》，所写虽不是赶赴边关，却是自身勇赴平叛一线，家国之情远胜于儿女私情。这些诗共同表示了两位墨客的民本情怀。
从内容上看，唐人的送别诗经典颇多，他俩的七绝别离诗分外出彩。李白有近二十首，王昌龄多达二十八首。李白有《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巴陵赠贾舍人》等，王昌龄有《芙蓉楼送辛渐》《别董大二首》等，都打上了“绝唱千秋”的标签。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还互有酬赠。李白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王昌龄有《巴陵送李十二》：“摇荡巴陵洲渚分，清江传语便风闻。山长不见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后者虽不为大家熟知，一样是水阔天空、情深谊长。诗的意境一点也逊色于他的名篇。
著名李白研究专家葛景春在比较两人的诗歌特色时认为：李白的七绝不假雕琢，自然天成；王昌龄的七绝精雕细琢，珠圆玉润。李白的七绝来自歌行，挥洒自如；王昌龄的七绝出于近体，风骨内含。李白的诗多述自我，直出脾气；王昌龄的诗善写他人，体思入微。李白的七绝兼善五绝，古调犹存；王昌龄独擅七绝，调多新声。认为他们共同的风貌在于，都具有大气磅礴的盛唐雄风，有兴象玲珑、标举风神的高远境界，有以风情为主、意到辞工的盛唐风采。
（待续；讲李白我是负责的；版权所有）
文/赵 斌 图/谭昌永、蒋戈
李白故里，四川江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