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研究《红楼梦》，就硬说它写的是“反清复明”；研究《西游记》，就强说它写的是“炼丹过程”；研究《水浒传》，又说它写的是张士诚农人叛逆的底细等等。
话说在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前，正是大唐天宝十二年“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有一个失落意落魄的文人逃难到了苏州这个地方。
某一天，这个文人独宿于江畔的一条小船上，半夜霜寒露重，愁不能寐，于是他提笔写下一首七绝。这首诗由于冲破了一些“创作规律”，被北宋欧阳修斥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
谁料欧阳修骂了它，它反却是以出了名。北宋期间，这一带的地方官为了达到“文化宣扬”的目的，专门请人为这首诗立碑作传，因此带动了附近一座寺庙一带的旅游不雅观光家当。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韶光不知不觉又过了数百年。在这数百年间，这首诗漂洋过海，到了日本，溘然就成了“妇孺皆知”的名作。
民国期间，中国一个叫俞樾的文化贩子有时在日本创造了它“很走红”，于是就又把它带回中国，再一次刻碑撰文，大力推广。
后来，经由俞氏三代人（俞樾、俞陛云、俞平伯）的努力，这首诗就成了“唐朝在外洋影响力最大的七绝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枫桥夜泊》，写出它的文人便是张继。
原文如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苏州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一、《枫桥夜泊》被考据出的“四大谜题”前面我们说过，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流派中，最扯淡的一派便是“考据派”。而在近代努力推广这首诗的俞氏家族的俞平伯，恰好便是“考据派”中一个主要人物。
六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红学家”便是俞平伯。在俞氏的影响下，许多“考据癖”在考据《红梦楼》之余，又开始考据《枫桥夜泊》。他们经由这首诗，开拓出了四大“谜题”，分别为：
其一、这首诗写的这天间，还是夜晚；
其二、霜明明是落在地面上的，为何墨客说“霜漫天”；
其三、一千多年前，寒山寺的和尚是否会在半夜敲钟；
其四、“乌啼”里面的“乌”，到底是哪一种鸟儿。
在这四个问题当中，一千年前辩论得最激烈的是“夜半钟声”的问题，最早提出疑问的自然是欧阳修。他的情由也很大略，由于和尚“夜半”敲钟是违反知识的。
古代没有电灯，故此古人都习气早睡早起。寺庙里有做晨课、晚课的习气，一样平常是在清晨的六、七点钟起床做“晨课”。
然后吃一顿早饭，到了下午五六、点吃完晚饭，再做一场“晚课”。到晚上九点就睡觉了，岂有“半夜”十二点爬起来“敲钟”扰民的道理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有几个比较著名的墨客和学者，忽然跳出来与欧阳修争辩，说自己从前听到过寒山寺的“夜半钟声”。
一千年以来，关于这首诗的绝大部分争议，都集中于“寒山寺夜半钟声”的悬念上，偶尔大家也会谈论一下关于降到地面上的霜，是怎么被张继弄到“漫天”飞的。
不过一贯没有什么人去研究“乌啼”的“乌”，到底是哪一种鸟？直到2013年，海内有一个“考据癖”兼“边缘动物学家”才另辟路子，开始研究“月落乌啼”中的“乌”，到底是哪一种“乌”。
这位“考据癖”提到，最初有人说诗中的“乌”，指的是乌鸦。但是乌鸦这种动物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它一样平常每天都要睡10个小时以上。
以是乌鸦只在清晨和傍晚叫一叫，然后很早就去睡觉去了，怎么会和寒山寺的和尚一样，半夜深更爬起来“搞事情”呢？
于是这位“边缘动物学家”说，诗里的“乌”是指“乌臼鸟”。古书上的确有这种鸟的记载，比如明代杨慎《丹铅录》中先容：“乌臼，五更鸣，架架格格者也。如燕，玄色长尾，有歧。”
但是这里仍旧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从杨慎的描述，我们完备看不出乌臼这种鸟和乌鸦有什么差异；第二个是这种鸟五更天叫，那便是在“清晨”时分啼叫，而不是在“半夜”。
后来又有人指出，北方的乌鸦常常在凌晨五点多就开始鸣叫。这么一看，就更搞不清张继写的是哪一个品种的“乌鸦”了。
由于这个缘故原由，于是就有人说“乌啼”中的“乌”，并不是指鸟。“乌啼”是一个名词，它指的是寒山寺附近的“乌啼山”。然而这座山的得名，恐怕还是在《枫桥夜泊》这首诗成名之后。
二、文学创作，须要想象美就这样，“考据癖”们的考据，越走越偏，让人看了直想发笑，于是网友们常常骂这些专家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你考据了那么多的“周边知识”，对理解和欣赏这首七绝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吗？文学鉴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拿着放大镜去抠字眼儿的人，便是真正的“门外汉”。
李白写“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时候，你咋不去考证一下，哪个人类的头发可以长达三千丈呢？
王维写“人闲桂花落”，这是写秋日，然后他又写了“夜静春山空”，你咋不去研究一下，王维是怎么让时空扭曲，同时看到秋日、春天两种景象的呢？
再有，王维也写过一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你咋不去研究一下这个“月出”，又“惊”到了哪一个科目、种类的鸟呢？
“寻章摘句老雕虫”，完备不懂文学创作的灵魂便是要有想象力，便是要有“虚构”。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没有负责地读过南朝的《文心雕龙》，更不知道诗歌最讲究“意象”的丰富性。
诗歌天然便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东西，非要把诗中意象化的事物给具象化，就即是是年夜煞景致，大煞风景了。
结语欧阳修对付《枫桥夜泊》这首诗的评价，虽然略微有一些抠字眼的嫌疑，但是“夜半钟声”这种情形的确是违背常理的。
至于有人说自己的确是听到有寺庙在半夜敲钟，只能借鲁迅的话来说：世间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有路了。
关于有人提到张继诗文中的“乌”，到底是指一种鸟，还是一座山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千多年来都没有人辩论，只有当代才有人开始辩论呢？
那是由于，在过去只要稍有古诗创作知识的人都知道，“乌”在诗里只能是“乌鸦”，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玩意儿。
由于写诗是要精挑细选“意象”的，“乌鸦”在古诗中便是一个成熟的意象，它有固定的内涵，比如象征去世亡、象征恐怖与不祥等等。
中国古代墨客正是靠着这些词汇丰富，同时又是“大众都知晓”的意象，以“公共之措辞”来引发读者个人的遐想，创造出“含隐”之美，即“我说了，我又什么都没说，全都是你想出来的”。
像这种致力于打通墨客与读者的“任督二脉”，共同完成诗歌创作的高等审美技巧，欧洲人直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接管美学”兴起时才学会。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中国的“考据癖”们，为何这么“实心眼儿”？有人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学唯物论学到走火入魔了，太重现实主义，老想着在统统文学作品中去探寻“背后的真实”。
他们分不清什么是“文学虚构”，什么是“社会现实”。于是不只《红楼梦》写的是反清复明，就连金庸写个武侠小说，当中的少林寺出了几个反派，也会有人站出来抗议“曲解了佛陀”。
小时候读《枫桥夜泊》，觉得这首诗是有“声”有“色”的。“月落乌啼”是大自然的声音，夜半钟声是来自尘世中的声音。“霜漫天”是洁白的颜色，“江枫”又是血一样的艳赤色。
鸟叫声与钟声，反衬出苏州城外夜晚的宁静之美。虽然由于当时的年纪小，不太读得懂诗的含义，但是也能感想熏染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之美。
但是后来看到“考据癖”们的考据，原来会啼鸣的“乌鸦”，彷佛也变成了一座不会开口的“哑巴山”，切实其实让人无语到凝噎。
以是“一根筋”的人，完备就不适宜搞文学研究。“考据癖”们切实其实便是文学创作的杀手，他们的存在对付文学而言，切实其实是太扯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