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陕西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四年级8班的班主任杨老师文图并茂点评学生作文。图/视觉中国 ）
作文教诲，如何超越应试？
本刊/李明子
发于2020.9.07总第963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日常传授教化过程中创造，学生的日常写作、学术写作等方面存在严重缺失落，紧张表现为措辞表达不足精准、构造不全、逻辑不清，影响到学生与西席的日常沟通以及国内外学术互换。”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原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跃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高考指挥棒的浸染下，语文考什么、怎么考、如何评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学生写作教诲。从高校学生实际情形来看，陈跃红认为，中学语文教诲还是在以文学性为导向，无法知足多数理工科专业的实际写作需求。大学写作通识课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要给中学作文教诲纠偏。
千文一壁
“学生写作文给人一种什么觉得呢？便是不撒谎话都不能活。”网红语文西席韩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项目实验班班主任，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在视频网站B站投放了二百余条传授教化视频，很多人是从视频“《甄嬛传》里的文化知识”开始认识她的。
2019高考语文全国卷三出的是漫画材料作文，画中写道，毕业前末了一节课，老师说：“你们看看书，我再看看你们。”网友直呼“回忆起师生情”“瞬间泪奔”，然而只有深入学校的人才知道，“多少孩子对老师‘恨’得牙痒痒。”韩健开玩笑说。
“假话作文”在小学阶段就已经涌现。“本日景象很好，又到了激动民气的时候，下午班主任带我们去参不雅观科技博物馆……充足的一天结束了，我们期待什么时候再去一次呢？”朋友拿来女儿的作文让董玉亮评价，董玉亮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教了近二十年语文。董玉亮把小孩叫到跟前，问了两个问题，原来活动当天雾霾严重，小孩一点也不愿意去，之以是写假话，是由于“这样写，老师给高分。”孩子对董玉亮说。
小学生作文中，以景象来开头时，最常用的3个意象是“蓝天、白云、太阳”，加点润色，就变成了“蔚蓝的天空、漂浮的白云、金灿灿的太阳”，如果能再加一个比喻就更好了。“这都是公式。”非虚构写作孵化平台“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李梓新说，2017年起，他还开设了少年三明治写作课程。李梓新举例说，不仅写作格式被“开头-中间-结尾”的模式框住，措辞也被框住，儿童作文中时常看到“欣欣向荣”“热烈”等报告用词。
一些题目看似让写生活，但实际并没有鼓励孩子去不雅观察真实生活、抒发真情实感，孩子为了套题会去编造，这在作文评价体系里是被默许的。“小孩不知道该如何自然地贴合题目、又拿到高分，这很拧巴。”李梓新认为，传统作文教诲没有鼓励孩子打开感官，过多勾留在意义上，结尾要点题、升华，孩子变成了相对呆板的模式化好词好句的组装工人。“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对写作兴趣的全面扼杀了。”李梓新说。
韩健曾被山西省一所县城高中约请去作语文学习讲座，当地老师见到她就说，“韩老师，帮帮忙，有没有特殊好的写作套路，像晋南一些高中用了六段式写作法，这两年语文成绩特殊好。”
“六段式”的套路是，第一段关联材料话题，第二段提出中央论点，中间三段阐述分论点，末了一段总结。“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写作构造，问题在于老师只教了表面的技能，没有演习内在逻辑。”这样做的问题是，文中抛出一个不雅观点，然后扔在那不管了，不雅观点句后面的内容利用排比、引用等修辞，读上去十分幽美，却不知所云。韩健带班时会特意见告学生，更应把稳文章内在逻辑的流动，用案例、数据等论据把不雅观点固定住，使全体逻辑链条一环扣一环，很多学生第一次听到时是很不理解。
“这和文化背景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的经典文章，虽然也有暗含的逻辑，但更看重意境表达、讲究气势磅礴、道德高尚，学生从小接管的作文教诲也更多强调措辞是不是华美，在逻辑演习方面特殊欠缺。”韩健剖析说。
学生作文的另一大问题是素材匮乏。国产名人中，屈原、苏轼和陶渊明的平生业绩写得最多，被称为“套话三巨子”，国际“四大金刚”则是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和爱迪生。
“学生不是没有素材，而是没有建立作文和自己生活之间的联系。”原北京陈经纶中学语文特级西席、北京教诲学会语文传授教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王大绩看来，作文写不好的关键是欠缺遐想的能力。“遐想和想象是语文的基本思维办法，作文出问题的根本缘故原由是语文教诲出了问题。”王大绩说。
（2019年10月下旬，（左起）黄子平、钱理群、赵园、陈平原等出席关于黄子平新著 《文本及其不满》的文化论坛。拍照/活字文化 刘小柱）
语文教诲哪里出了问题？
2016年高考全国卷二的作文题目已经给出了语文学习的三大法门，材料提到，语文素养的提升紧张通过教室有效传授教化、课外大量阅读和社会生活实践。然而，应试教诲正在侵略课外阅读和生活体验的韶光。
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创造，中学生阅读情形并不乐不雅观，学生年级越高，读书的情形越差，到了高二，险些不敢看与高考无关的“杂书”。“我们的语文传授教化便是环绕中考和高考，既不看重培养读书兴趣，也不勾引读书，又怎么可能提高语文素养？”温儒敏在2015年给小学语文西席进行国家级培训时发问，“试想，读书少，或者不读书，只读教辅教材，如此功利，怎么可能学好语文？”
学生的阅读韶光也在被电子产品所挤占。一位在作文培训机构事情的深圳语文老师见告《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小学生父母把孩子送到写作机构是为了“戒网瘾”，以防沉迷于抖音或手机游戏。大城市孩子生活环境比较大略，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生活重心便是学习，与社会互动有限，很难产生共情能力，如果没有阅读和生活体验，语文素养和写作能力的提高都是空谈。
语文是什么？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的共识部分是“语文是一种母语学习”，新课标中对语文核心素养由根本向上提出了四个哀求，即措辞建构与利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
所谓思辨性，便是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再高一点，鉴赏与创造，很难用分数评价。”董玉亮无奈地表示，现实对“好孩子”的评价标准便是单一的，只有学习好、分数高的是好孩子，完备忽略考分之外的优点，同时，这种通过比较分数得来的自傲又是不牢固的，一旦新环境没有比分制度，很随意马虎迷失落，何谈自我表达？
不管中考还是高考，阅读和作文在语文考试中都霸占着绝对分值，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语文分数的提高并不完备与应试演习强度成正比。在王大绩看来，题目千变万化，实质上稽核的无非是检索和加工两种思维能力，即从文本中快速准确地找到答案信息，并通过遐想或推断使答案符合题目哀求，这两种能力都须要通过阅读和生活感悟来提升，而不是光靠刷题、背套路。
“演习学生思维能力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很多老师自己未必有这个能力，中小学西席实在是一个相对闭塞的群体。”一位高中语文西席坦言，公立学校报酬不高，留校的大多是女老师，方便顾家，伴侣大多是军人、年夜夫、状师等范例中产阶级，日常打交道的便是自己的学生、学生家长和同事，生活安逸，本身也没有拓展自己能力的主不雅观急迫性。
在“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室模式中，老师是主角，课上谈论内容大概率不会超出老师的射程范围，个别离经叛道的不雅观点只能作为“补充见地”。韩健举例说，学古典诗词时，年纪小的学生普遍更喜好李白、不喜好杜甫，现有教诲系统编制里，老师许可学生论证为什么不喜好杜甫，但终极还是要勾引学生去创造杜甫的伟大，她也承认，“这确实有可能压抑了孩子最真实的想法。”
西席的能力会直接影响传授教化效果。韩健曾应社会教诲机构约请到全国各地高中做考高冲刺准备的讲座，在一些中学的早读课上，她看到有语文老师抄了一黑板的针言和近义词辨析让学生背诵。“这些所谓的积累都不能算是写作可用的砖块，而是砖粉，抄板书、记词语的做法太过低估一个高中生的学习能力了。”韩健说。
“不要用自己的学识限定孩子，学生被动去影象老师讲的内容，是没有感触的。”董玉亮先容说，北大附中的语文课是翻转教室，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2014年秋季起，董玉亮新开设了一门《鲁迅作品选读》 （下文简称《鲁迅》），每次上第一节课前两到三周，他都会把近两万字长的《回顾鲁迅师长西席》支配下去，让学生提前阅读，课上分享一处文中最有感触的地方，二十多人的小班教室上，每人说一点，刚好一节课60分钟。
起初董玉亮也会担心，文章中有代价的内容会被学陌生忽，但他很快创造，这堂课的代价是学生分享读书的体会和冲动，远比老师讲得多精彩深刻来得故意义，学生讲完，会盼着上第二堂课，而老师讲得再精彩，学生也不会对课程有更多期待。“作为老师，从教诲精神和道义上，都不可以剥夺孩子思考和表达的权利。”董玉亮说。
精神代价的失落落
李梓新的少年三明治课上的小学生常常下意识地区分“哪些东西不可以写”“有些东西写了可以得高分”，课程总监、80后上海作家许佳剖析说，孩子们很可能是从老师读的范文、看的作文选中总结出的规律，这实在是一种惰性思维，以为这么写就行了，直到学校哀求更多的时候才会走到下一步。“对很小的孩子说，写作便是这个样子的，与他们的真实情绪不干系，他们很困惑，很快失落去兴趣。”许佳说。
作文该怎么写？语文教诲该怎么教？并不是本日才涌现的新问题。1997年，一位从浙江来到北京教书的中学语文老师王丽感慨“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诲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她将教材迂腐、考题荒谬等征象整理成《中学语文传授教化手记》一文，揭橥在刊物《北京文学》上。王丽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与同期揭橥的另两篇反响中国语文教诲弊端的文章一起，在21世纪到来之前引发了一场关于语文教诲的大谈论，并匆匆成了1999年开始的语文传授教化大纲和教材的改革。
（2015年5月29日，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斗古乡关口小学洼营传授教化点，谢毕华正在给学生们上语文课。图/视觉中国 ）
当年最令王丽苦恼的是教材的迂腐与掉队。那时高一第一学期的语文教材中，约一半编选篇目是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诲的角度来考虑的。作文传授教化的公式化、教条化更是让王丽以为“不可思议”。传授教化参考书供应的剖析公式险些可以套用在每一篇议论文课文上，即“提问题—剖析问题—办理问题”，王丽称之为“三股文”，且很多议论文篇目很不接地气，不以办理问题为目的，而因此议论的精辟、言辞锐利或审美代价引发读者思考或美的感想熏染，当时的高考作文题目也是“三股文”套路。
当时的语文教材已经经由一定改良。此前，语文更看重政治性和教养浸染，乃至一度没有教材，1977年规复高考后，才逐渐转向对语文知识和读写能力等工具性的重视。这原来是好事，但过于强调根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演习，语文逐渐沦为“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的应试教诲，忽略了语文本身的人文性，短缺人文关怀。
应试环境下，学生短缺宣泄渠道。时任《抽芽》编辑孙悦在《“新观点作文大赛”是如何抽芽的》一文中回顾，当时杂志销量下滑，面临市场困境，几经改刊末了决定“重新回到青年中”，以“提高学生文学教化”为目标。编辑部很快也创造了当时语文教诲的问题，即只重视语文知识的量化，忽略了从文本和人本角度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学死活记硬背、套话套作、所想不能表达。为什么不针对想象力丰富的高中生搞一个类的征文大赛？“新观点作文大赛”应运而生。
“新观点作文大赛”提出的“新观点、新表达、真体验”理念令人线人一新，很快得到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七所全国重点大学认可，第一、二届“新观点作文大赛”获奖者乃至能得到保送北大的机会，前几届比赛中呈现出一批80后作家。随着高校保送制度取消和类似作文大赛的增加，以及一些明星作者涉嫌抄袭的指控，越来越套路化的新观点大赛作文也逐步淡出大众视野。
“培养作家不是语文教诲的任务，只管文学艺术创作与语文教诲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公民教诲出版社编审顾之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首先办理的是教材问题，1999年，教诲部启动课程改革，修正当时正在利用的传授教化大纲，同时编写新教材，顾之川正是新课改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的主编。新教材在增加文学性内容的根本上，还加入了“选择性”，5本必修用来打根本，7本选修用来发展个性特长，例如喜好古典文学的学生可自学《先秦诸子选读》，这套教材至今还在利用。最新的《整日制责任教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语文教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哀求，但现实中，语文教诲彷佛一贯游走其间，从没有真正实现二者中任何一个目标。
在高校执教二十多年，陈跃红创造，大学老师时常都在抱怨学生们写不好文章，紧张问题是逻辑不清，文体格式不对，构造不严谨。不少理工科学生写课题申请书、拟学术报告稿子、写研究论文等，常常表达不清，使得教授们不得不用费大量精力在给学生改笔墨文本上，有的学生乃至连给老师写电子邮件的基本格式都不懂。
“这种征象在中国高校是普遍存在的。”陈跃红说，纵然在搜集了全国顶尖学子的清华、北大，仍会感到学生写作能力的差欠，以是近几年，清华等高校都不才大力气抓学生的写作与互换教诲。
重视启示孩子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芬兰教诲模式”在课改初期也被一些学校和社会机构引入海内，但真正落地的并不多。“以我理解的情形，现在的作文教诲模式并没有比我小时候好多少。”许佳说，很多家长把二三年级的小孩送来时，反馈最多的问题便是孩子没有阅读和写作的兴趣了。
紧张问题在传授教化方法上。很多中学教室仍在沿用“学生阅读朗诵-老师串讲中央思想”的模式，这不是老师一个人所能改变的，是生源质量、应试哀求、传授教化评价等等成分协力的结果。
“语文传授教化的问题，一方面，中学老师在利用话语霸权；另一方面，老师又是失落去话语权的群体。照本宣科，教材规定什么，就讲什么，不敢越雷池一步，还有人专门研究试卷，根据考试须要决定传授教化内容和形式，缘故原由就在老师怕学生考不好。”浙江师范大学西席教诲学院教授蔡伟说。
应试教诲的症结是阅读辅导。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在《语文教诲的弊端及背后的教诲理念》一文中指出，“应试教诲将学生的阅读范围与视野局限在去世记硬背教科书和高考复习参考书，造成学生文化、精神空间的极度狭窄；在写作辅导上则勾引、鼓励学生撒谎话、说考官和权势者哀求自己说的话，不说真话，不说自己的话。应试教诲下的写作教诲，便是培养各式各样的八股，全是空话”。而培养什么样的话语办法便是培养如何做人，“说别人说的话便是奴隶，撒谎话、大话、空话，讲歪理，便是奴才”。进行中小学语文教诲的改革，目的便是“要让学生学会像人那样说话，像人那样思考问题”。
最近十年，语文应试在商业化夹击下被连续强化。履行“新高考”后，语文学科在高考中的权重得到提升，语文培训需求得到开释。据艾瑞咨询数据，2019年，中国语文行业市场规模达395.8亿元，同比增长22.1％，个中，作文类课程培训占比为52.3％，是语文培训的紧张模块。“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举办的“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指出。
中学语文教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1998年，王丽带着这个问题去采访了钱理群，“我以为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小学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而是全体国家教诲的问题。其根本的问题便是教诲的精神代价的失落落。”钱理群说。“应试教诲的实质便是实利性教诲, 便是急功近利, 不看重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培养。”
这一回答如今依旧适用，在钱理群回答《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些年所贯彻的教诲，也还是被拦腰砍断的教诲，是片面的、残缺的、损失终极目标的教诲。”
所谓“片面”“残缺”，因此教诲家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举”理念为比拟，即军国民教诲（即现在所说的体育）、实利主义教诲、公民道德教诲、天下不雅观教诲和美感教诲。钱理群认为，前三者是教诲征象学的问题，服从于现实需求，天下不雅观教诲则是见告学生如何看待物质天下，追求对人格的培养，是超越政治和科学的关怀，美育正是超越现实到达彼岸的桥梁，乃至可以替代宗教。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强调经世致用，看中实用性、功利性，导致国人缺少想象力和终极关怀，无法接管超功利的美育，美育在本日被缩小成了音乐、美术课，这也使本日的教诲成了“半截子教诲”。
语文到底怎么教？
2007年秋日，从头带高一理科实验班的董玉亮做了一个实验，他找来班上几逻辑进修能力较强的学生，让他们按高考哀求在两个半小时内做完一套卷子，结果最高有120多分，最低的也有110多分，学生不知道，那便是一套高考真题。“在没有任何演习和暗示的情形下，裸考120多分，以是这三年到底要教什么？”董玉亮想，“如果一贯做应试演习，没准分数还低落了。”
不久，北大附中就开始了一场备受争议的传授教化改革。2010年起，学校取消了原来的教研组，按照课程体系建立了4个学院，行知学院紧张环绕国家根本课程展开，董玉亮便是行知学院西席。别的三个学院各有侧重，比如元培学院偏理科，博雅学院则以文科为主。学生也不再像传统传授教化模式那样坐在固定的行政班里等老师来，而是按照自己选择的课表去不同教室上课，类似于大学生上课模式。
改革后，语文课程将原来高中阶段5本必修教材分类整合成4本，对应在高逐一学年学完。学生到高三进入预科部，做应试演习。董玉亮所在的行知学院在高二阶段开设了17门经典专书阅读课，他本人每个学段都会开设《鲁迅》《论语》和《古代文化史》三门课。
以《鲁迅》课为例，第一单元是给鲁迅“撕标签”，褪去“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新衣，还原鲁迅真人，看他是如何做儿子、父亲、学生、老师和丈夫的。为此，学生要理解周伯宜对鲁迅的影响，鲁迅对儿子周海婴的教诲，读鲁迅妻子许广平写的回顾录和鲁迅身边人对他的评价，以及参考鲁迅自己在“五四”运动后写的一篇著名杂文《我们现在若何做父亲》。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倡家庭改革，反对父权在家庭中对子女的羁缚。
比拟之前学生读完朱自清《背影》后所写的“父亲”，董玉亮创造，学生读完《鲁迅》“父亲单元”后，所写的“父亲”与“我”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父亲如何影响了“我”、“我”又如何改变的了父亲，会读到父子相处中的冲突、反思、变革与留恋，学生笔下的父亲在“我”的生命中、又不在“我”的生命中，而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我看到的山一样的“父亲”形象。
“这些东西不是老师教给学生的，学生自己读完之后，就想写，就想表达，会写出上万字的文章，至少都是思辨层次上的创作内容，学生收成的也不仅是写作能力，还有对社会和人生的关照。”董玉亮说到这里格外激动。
理论上讲，学科素养提高，考试成绩自然不会差，但在北大附中的教诲改革中，最大的反对声音便是“影响了学生高考成绩”。北大附的一些毕业生戏称2010年是“末了的辉煌”，当年高考，该校600分以上学生总数多达224人，位居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名，进入北大清华的学生超过50人。但到了2018年高考，北大附中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减少为22人，居“海淀六小强”末了一名。但在董玉亮看来，这恰好是本色教诲改革效果的表示——不再以应试成绩为唯一考量。
在北京，像北大附这样的教诲模式仍是少数，而类似这样的教诲改革也很难得到推广。今年高考放榜后，南京一中就成分质教诲改革后高考成绩下滑遭到围攻，家长举着“一中弗成”“校长下课”的标语围堵在学校门口。事后，南京一中认错，发文宣告调度高三传授教化方向，“为应对新高考供应科学的依据和方法”，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
韩健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她看来，既然高考仍是多数人生平中最公正的选择机会，那么纵然学校不教应试，学生自己也会出去补课。实际上，北京高中阶段补课最猖獗的便是请教改先锋学校的学生。
但这已经远远地偏离了语文教诲的终极目标。钱理群认为，从语文文学性的一壁来看，中学文学教诲的基本任务便是唤起人对未知天下的一种神往，唤起人的想象力，探索的激情亲切，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
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构建自己精神花园的期间，在漫长的人生流浪中，这个精神天下将是一个人内心的栖息之所。当孩子们走出校园，面对社会阴郁与现实落差而痛楚时，是否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与之对抗？钱理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小学教诲的影响是辐射到人的生平的。”“光明的底子愈深厚，反抗阴郁的力量愈强大。只管他们会有困惑，有妥协，有调度，但究竟不会被阴郁所吞没，更不会和阴郁与世浮沉，而能够终极守住从青少年时期就深深扎根在心灵中的做人行事的基本原则和底线。”这正是包括语文在内的中小学教诲的影响和力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