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诗词的艺术水准

所谓“鉴赏”,该当包括“鉴别”和“赏会”两个环节。
“鉴别”即对文本的利害得失落进行评价,须要批驳性思维所倡导的质疑和回嘴精神。
但是,本日的诗词鉴赏在鉴别环节每每是缺失落的,诗词鉴赏基本上等同于诗词的解读和阐释。
之以是形成这一征象,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缺少厚实的古典文学素养,无法对诗词作出中肯得体的评价,另一方面则在于人们对古典诗词采取仰望的姿态,并没有指摘利病的勇气。

古典诗词能够选入中小学教材,是其文学性、思想性、青少年接管程度、流传有名度等诸多成分综合考量的结果,或许适宜青少年阅读,但未必是诗词史上最精良的作品。
比如,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其六》:“黄四外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清闲娇莺正好啼。
”苏轼曾评价说:“此诗虽不甚佳,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
” 清代施补华《岘佣说诗》也说:“诗并不佳,而音节夷宕可爱。
”可见,这首诗虽非上乘之作,但是音韵和谐婉转,并能在杜甫沉郁抑扬的主体风格之外瞥见其偶尔清狂野逸的情态。
诗词鉴赏该当在批驳中继续诗心,在欣赏之前先鉴别其艺术水准,这样才能洞悉一首诗的利害得失落,明确其“可学”和“不可学”之处,从而汲取诗词的精华。
不然,一味对古人的作品“顶礼膜拜”是无法真正传承诗词文化的。

对一首诗词的评价,既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
评价角度的不同、阅读体验的差异,会导致对诗词产生截然不同的评价。
同样以杜诗为例,《登高》曾被胡应麟评价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但这首七律的尾联“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羽觞”也存在不少批评的声音。
明代王世贞认为“结亦微弱”,清代沈德潜、纪晓岚认为“落句词意并竭”,当代学者朱东润也指出“结尾处,情调不免低沉”。
对付这些争议,西席可以有选择地呈现给学生,并勾引他们从正反两个角度评析诗句。
当然,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因此一种挑剔或否定的姿态进行诗词鉴赏,而是鼓励学生以大胆质疑的精神参与到古典诗词的评价过程中,不能仅仅重复老套呆板的赏析范式。

批驳性思维视野下的诗词鉴赏

解读诗词的多元蕴涵

诗词的鉴别与评价是为了挑选出具有欣赏代价的诗词,以是“鉴赏”的第二步便是对诗词的领悟赏会。
俗话说“诗无达诂”,诗词的措辞表达弯曲婉转、长于留白,其意蕴的解读每每具有多种可能性,这与批驳性思维的开放性不谋而合。
面对诗词这一繁芜文本,该当以求真质疑的批驳精神创造问题,并进行独立思考。
当然,对诗词进行多元解读并不虞味着可以不着边际地过度阐释,诗词解读该当立足于诗词本身,根据文本的蛛丝马迹,以灵动而严密的思维,作出合理的求证和结论。

许多时候,浩瀚诗词作品被贴上了整洁划一的标签,一排排陈设在文学的“批发市场”。
唐诗分边塞、田园诸题材,宋词有豪放、婉约等风格;谈李白必洒脱旷达,谈杜甫必沉郁抑扬;各种修辞手腕、抒怀办法大行其道,而诗词本身的逻辑构造、幽微情意却少人问津。
平心而论,这种“大略粗暴”的解读办法未必一无是处,它是初学者理解诗词的一条捷径,但是它使读者深陷文本阐释的套路而不自知,对诗词的理解趋于表面化、片面化,并主动向标准答案“投诚”,其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有鉴于此,我们在进行诗词传授教化时,有必要培养学生文本分析的理性聪慧和张扬个性的独立姿态。
比如李商隐的《锦瑟》一诗,其主旨历来众说纷纭,或以为是“伤唐室之残破”,或以为是悼亡之作,或以为是自伤出生……学生可以就此进行独立思考,并供应确切的证据,作出自己的合理推论。
有人可能担心对“异见”的原谅会使语文教室损失评价准绳,实在只要尺度拿捏得当,不必过分担心。
对《锦瑟》的解读,虽然可能各自为政,但终极指向仍是诗词风格的幽约深曲。
“一篇《锦瑟》解人难”,在辩论之中反而会加深对李商隐诗歌风格的理解。

核阅诗词的情绪态度

诗词是墨客思想情绪的载体,寄寓了墨客一定的志趣。
在阅读诗词之时,既须要感悟墨客的情绪态度,也须要对其加以理性核阅。
核阅古人思想也须要批驳精神,既非被动地通盘接管,也非盲目地一味否定。
我们一方面要知人论世,设身处地理解墨客生发情志的主不雅观缘故原由和社会历史缘故原由,另一方面也要对其思想不雅观念作出理性评判。

如果重点研究一名墨客,可以将同一墨客的不同作品放在一起比拟阅读,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并剖析墨客的思想。
比如,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墨客,其《过故人庄》一诗淳厚自然,充满田园生活的乐趣,但这也仅是其诗词风格的一壁。
孟浩然另一首随处颂扬的名篇《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是干谒权贵之作,出仕做官的欲求表现得十分强烈。
两相比拟,我们便能深刻认识到孟浩然身上出仕与归隐的抵牾。
他的干谒诗委婉蕴藉,虽然渴求出仕,仍不脱孤洁之意;他的隐逸诗清淡自然,但其归隐的背后,是否也深藏着一丝怀才不遇的隐痛呢?通过不同文本的呈现与剖析,我们便可以建构起一个相对立体繁芜的墨客形象,并对墨客的思想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认识。

不同墨客关于同一主题的诗词也能够加以整合,从而对诗词的不雅观点进行辩证剖析,这种方法对付咏史诗尤实在用。
咏史诗或怀古以抒怀,或借史以议论,褒贬历史人物,臧否历史事宜,每每在历史的阐述中有所寄托,光鲜地表达出墨客的不雅观点。
以项羽自刎乌江之事为例:杜牧在《题乌江亭》中认为“包羞忍辱”才是男儿本色,项羽更理智的选择该当是忍辱渡江,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则不同于杜牧的解读,她对项羽宁去世不渡乌江的气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同样一处史实在两位墨客的笔下得到迥然不同的评价,细究其缘故原由,李清照之诗作于宋室南渡之后,或有借项羽不肯过江东对南宋统治者的苟且偷安进行讽刺的缘故原由。
如此,通过理性的比拟剖析,对项羽自刎的历史事宜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杜牧、李清照二人的历史不雅观点有了更客不雅观的评价。

诗词鉴赏既是感性的审美活动,也是理性的思维演习,批驳性思维的参与,正是为了提高诗词鉴赏的质量和效率,它以另一种路子进入文本的内部,从而在坚实的步履之下追寻永恒的诗心。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光谷第二低级中学)

《中国西席报》2018年04月11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