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响
中国自古不乏爱好美食的文人，但爱好做饭的文人却并不常见。孟子说过：“君子远庖厨”，品鉴美食是件风雅事，操刀上阵就难免不免失落身份。苏轼偏不在乎，他不仅爱吃，还极爱下厨房，以大胆的创意和实践精神，做出许多流传至今的名菜。“东坡鱼”、“东坡肘子”、“东坡羹”、“东坡豆腐”等等，和他的诗词文章一样，“随处颂扬”。个中最著名的，要属“东坡肉”。
只要吃过隧道东坡肉的，都能体会它与其他做法的红烧肉比较别有一番匠心。单说卖相，四四方方一块，勾勒红艳的糖色，捆着十字形稻草，置于小巧的陶罐或白瓷罐里，一客一例。端上来觉得不是一道踏实的“硬菜”，倒像一份精细的点心，一看便是风雅之士的手笔。只是东坡肉这名字，乍一听真有点“不是滋味”，一代文豪，怎和猪肉挂上了钩？猪肉大概是禽畜类肉食中最平凡的一种。苏轼若生平顺风顺水，大概就不会在猪肉上花费如此构思，后人也就无此口福。
苏轼脾气率真，生不逢时，从前因直言反对王安石变法，得罪了不少朝中权贵，也得罪了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他自请外放杭州任职，在到任后的谢恩奏章上，他又按捺不住写了几句暗讽朝廷当权派的话，一下被捉住痛处，遭遇小人联名弹劾。这便是北宋笔墨狱大案“乌台诗案”。多人受苏轼牵连遭贬谪流放，苏轼本人被囚103天，险些丧命。终极于元丰三年（1080）被贬至湖北黄州，即本日的黄冈。
黄州是苏轼人生最苦难的驿站，在这里他为自己取了“东坡居士”的名号。刚到黄州，他就写下：“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奇迹转荒诞。”这为“口”忙，一语双关，既指他仕途坎坷皆因祸从口出，也指他爱好美食，为了知足口腹之欲没少忙活。当时的黄州偏远穷苦，饮食发达程度远不如他的故乡天府四川，更不如鱼米之乡杭州。
他的目光首先锁定在猪肉上。黄州猪肉又多又便宜，有钱人家不屑买，老百姓不会做，苏轼以为好不可惜。他“研发”出烹调猪肉的窍门：少水，文火。为此得意地写下一烟火味十足的《猪肉颂》：“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清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1084年，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哲宗继位。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被召还朝。看到卷土重来的守旧势力冒死压制王安石集团，尽废新法，矫枉过正，墨客意气消沉，慨叹新党旧党一丘之貉。他再度自求外放，回到阔别十六年的杭州当知州。他疏通西湖，用挖出的泥筑了一道堤坝，这便是本日人们看到的杨柳依依的“苏堤”。杭州居民想要报答苏知州，打听到他在黄州时爱吃猪肉，过年时争相担肉来给太守拜年。苏轼命厨师将这些猪肉切大块，用他的传统办法“少着水、慢着火”来煮熟，送给疏通河道的河工及百姓。还特殊嘱托，一道送上杭州人爱喝的黄酒。据民间传言，那位厨师把“连酒一起送”理解成“连酒一起烧”。就这样，沁着酒喷鼻香的酥烂红烧肉出身，大受欢迎，从此流传开来。
非凡的味道来源于俏丽的误会，险些统统传统美食都有类似版本的传说。东坡肉是否以此种办法被发明出来，难以考证。能确定的是，苏轼在饮食方面确实有化腐烂为神奇的魔力。他生平写作有关饮食的诗词达400多首，描写工具大多不是山珍海味、玉液琼浆，只是一些常见食材和他自酿的米酒。经他之手烹调，又经他之笔润色，点石成金。纵然被贬到蛮荒至极的海南，他也能写出这样老顽童似的句子：“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东坡绝不掩饰笼罩自己吃肉的爱好，正所谓“真绅士自风骚”，他把世俗希望坦白到了极致，便由大俗进入大雅的境界。他用平凡的猪肉创制的东坡肉，和他的诗文风格颇有相通之处：从无生僻字词，读来却壮丽浓郁，醇厚脱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