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唐诗中对这些劳动妇女的描写，我们能看出平民女子的各个侧面。
采莲女：
采莲作为一种农事活动，本该身着粗布衣衫，一方面可以抵御炎炎烈日的灼伤，另一方面也能经得起繁重劳动的磨损。但是采莲女子大多穿得很讲究，这样的“老例”古已有之，唐诗中也刻意展示采莲女的俏丽。
郑愔《采莲曲》：“锦楫沙棠舰，罗带石榴裙”；
李康成《采莲曲》：“翠钿红袖水中心，青荷莲子杂衣喷鼻香”；
温庭筠《张静婉采莲歌》：“兰膏坠发红玉春，燕钗拖颈抛盘云”；
张籍《相和歌辞·采莲曲》：“白练束腰袖半卷，不插玉钗妆梳浅”……
从服装到发型、装饰，墨客笔下的采莲女子与“劳动妇女”的形象相差甚远。她们摇着小船，出没于湖面上荷花丛中，轻快地从事着采莲活动，自然也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靓丽风景。
采莲女子之以是外表俏丽，是由于她们渴望得到爱情，因此故意润色。而一旦看到不错的工具，她们乃至会主动“撩汉”，如皇甫松《采莲子二首》其二：“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采莲女入迷地瞩目着意中人，放任小船自由的漂流。而被人创造后她反而又含羞起来，把采莲女纯洁激情亲切的个性和对爱情的朴拙渴求，表现得惟妙惟肖。
这还与文人故意的加工与美化有关。自古美人如花，文雅的采莲女与清洁的荷花正是展现了墨客的一种空想化的审美。莲花以白色和粉红居多，故而其鲜艳明丽的光荣与女子白净、粉嫩的面庞和清新自然地触感是和谐同等的。如王昌龄《越女》：“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叶。将归问夫婿，颜色何如妾。”
其余，中国古代墨客也喜好以女子自况，类比自己独特的性情与选择。我们可以推断墨客们在以莲女形象自比，希望自己能如此类形象般“遗世而独立”。总之，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采莲女的俏丽，很多是被墨客加持了滤镜。
采桑女：
在古代，办理穿衣问题紧张靠妇女的蚕桑纺织活动。采桑不是一个独立的活动，还与养蚕、纺织联系密切，因此，这项劳动比采莲来说相对繁重了。
汉乐府民歌中《陌上桑》里的秦罗敷该当是一个范例的采桑女形象了，后代诗歌写采桑女时，也多在此根本上连续创作。秦罗敷不仅俏丽，而且有坚守、具有聪慧，这样完美的形象在唐代墨客笔下得到延续。
如李白的《陌上桑》：“妾本秦罗敷，玉颜艳名都。”赵嘏的《昔昔盐二十首·采桑秦氏女》：“南陌采桑出，谁知妾姓秦。独怜倾国貌，不负早莺春。珠履荡花湿，龙钩折桂新。使君那驻马，自有侍中人。”
化用汉乐府诗中同名“秦罗敷”，不仅展现了采桑女的魅力，而且表明采桑女的忠贞不二，由此凸显了采桑女超凡脱俗的品质。
而到了中晚唐，采桑女不再像罗敷那样洒脱，她们更多因此辛劳劳作的普通劳动妇女形象涌现的，她们家境贫寒，各项苛捐杂税也常常让人捉襟见肘，因此她们满脑筋想的都是生存，齐心专心扑在养蚕、采桑、织布上。
秦韬玉《织锦妇》：“桃花日日觅新奇，有镜何曾及画眉。只恐轻梭难作匹，岂辞纤手遍生胝。”繁忙的她们连“画眉”的韶光也没有。
杜荀鹤的《蚕妇》堪称晚唐描写采桑女的典范：“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间有繁华。年年道我蚕辛劳，底事浑身着苎麻。”女子脸上没有一点红润，只有饥饿的神采，为生活所困的她不知道世间还有繁华在，年年都在说自己养蚕辛劳，然而自己浑身高下穿的却是苎麻衣裳。
秦韬玉的《贫女》以贫女的自白，讲述了不幸的境遇：
蓬荜未识绮罗喷鼻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骚高格调，共怜时世俭装扮。
敢将十指夸偏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诗中的女子从出生起就穿粗衣布裳，从未见过绫罗绸缎。穷苦导致她一贯未嫁，却还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压线刺绣为他人做嫁衣！
采桑女这一形象的变革，与不合理的封建等级制度有关。辛劳的劳动者无衣可穿，而处于统治阶层的封建贵族们因其与生俱来的特权能够不劳而获。正如白居易在《陶者》中所说的那样：“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这不平等的封建秩序，让以采桑织布做衣的女子反而穿不上自己亲手做的衣服。
晚唐沉重又不合理的赋税制度又是特定的历史缘故原由，安史之乱后，伴随着均田制的毁坏，租庸调制也有名无实。再加上日益严重的藩镇盘据，可供唐王朝征税的面积严重缩水，。在此种情形下，为增加王室收入，涌现了各种名目繁多的税种，收官丝只是个中的一种，因此下层女子辛辛劳苦劳作却只能为他人做嫁衣。
农妇：
在唐代墨客的笔下，这类群体的女性物质条件更加匮乏，生存环境更加没有保障。她们不仅衣食大略，还要日以继夜的劳作。但即便这样，她们的生存还是常常受到威胁。
杜甫的《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怖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搜聚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这是杜甫经历的一个故事，他以前的草堂前面种有几棵枣树，隔壁的一个孤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借给了“吴郎”，“吴郎”刚住进来就在草堂周围插上了竹篱，禁止打枣。这位孤妇向杜甫诉说了情形后，杜甫便写了此诗去劝告吴郎。
诗歌中这位以枣为食品的西邻是一位没有儿女的老孤妇，她已经贫穷到骨子里了，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去草堂前面打枣充饥。因战乱的影响，如“西邻”这般苦难的人们还很多，杜甫想到这里的眼泪忍不住打湿了衣襟。这解释安史之乱期间，下层百姓食不果腹是很常见的。
可是，如果有正常耕种的条件，农妇们就能过上小康生活了吗？
崔道融的《春墅》：
蛙声近过社，农事忽已忙。
邻妇饷田归，不见百花芳。
在农忙时节，农妇给在田间劳动的家人送完了饭食，走在回家的路上。此时正当春末夏初，蛙声阵阵，百花盛开，可是她却对周围这统统无感。她马一直蹄的赶在回家的路上，由于在家里还有很多杂事等着她去做完。
农忙时节事情太多，她们白天处理不完，晚上还要连续进行。犹如李白在其《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一诗中描写的那样——“邻女夜舂寒”，仅一“寒”字便可得知秋夜的温度低，寒气侵人，可以想见“邻女”身上衣着软弱，纵然一直的舂米，也难耐寒气。这一“寒”字表明了劳动女性物质生活条件的匮乏，也充分流露出作者对劳动女性的同情与怜悯 。
当然，这两首诗中的农妇遭际还不是很要紧的。要知道，由于繁重的赋税，田舍人一年劳作下来，纵使碰着丰收之年，交完实物税后，粮食便所剩无几了；倘若在缴税之时再遇上贪官耍一些心眼儿，便更颗粒无存；假使年景不好，遇上自然磨难，田舍人的生活就更是雪上加霜。白居易的《不雅观刈麦》中就描写了一个贫穷的农妇在收割后的野外上拾遗落掉的麦穗充饥的情景：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哀。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更有那些贫苦的女人，抱着婴儿站在那些辛劳劳作的人一旁。右手去捡那丧失落的麦穗，左臂悬挎着褴褛的扁筐。自己家的收玉成缴了税，拾这被漏掉的麦穗来填饱百口人饥饿的肚子。无论景象是多么酷热，暑气是多么蒸人，留在田间的遗穗是多么的少，但是农妇们通过自己的仔细网络，还是有麦穗可拾的。
造成以上征象的缘故原由紧张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苛捐杂税重，以及其他巧令名目的税种，让以田为生的田舍不堪生活重负，田舍女自然深受其害。二是战役频繁导致的兵役沉重。男子在外服兵役，妇女乃至是儿童不得不挑起农耕的重担。更有相称数量的男丁在战役中去世去，家中事物不仅是穿衣做饭，连繁重的农业劳作也只能落在女子的肩头。
也便是说，唐诗中的女子，多数是可以撑起半边天的，乃至要被迫撑起整片天。
由于战乱使得男丁稀少、民风民俗、男尊女卑思想等各种缘故原由，一些农妇从参与劳动的配角成为了承担全体家庭经济包袱的主角，乃至涌现了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生活模式。
杜甫的《负薪行》中有：“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生平抱恨堪咨嗟。乡俗坐男婢女立，应该门户女出入。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去世生射利兼盐井。……”夔州的女子到四五十岁头发半白了还没有婆家，假如碰着战乱便更嫁不出去了，当地的风尚是成家后，男子卖力相对轻松的家务劳动，女子则要辛劳劳动以支撑起全体门户。十分之八九的妇女不得不上山砍柴去卖钱，以供给家里。而且还要冒着危险去贩卖私盐。
当然，这种极度分外征象，不能代表农妇诗的主流，但却也不能完备忽略。
采莲、采桑只是下层妇女日常事情的一小部分，由于这两项事情具有时令性，以是在这繁忙的采摘时令结束之后，采莲女、采桑女还是要去承担田舍繁重的劳作的。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在唐代，身为平民女子，不能绝对地说生平就注定没有晴天，她们还是有稍许的欢快、轻松的光阴。但总归是快乐的日子少，忧郁的日子多。
这些唐诗中的劳动妇女形象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为了艺术效果，墨客们难免会对她们进行一定程度的丑化或美化。但是，它们对农妇形象的刻画，形成了很固定的女性形象范式，乃至在文学中，一提到劳动妇女，大家会不谋而合地想象到一番衣衫褴褛、汗如雨下的样子容貌。
唐诗中的农妇形象，对后世理解当时屯子社会背景、农业生产水平具有主要意义。透过这些诗歌，也可看出唐王朝政治变革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尤其是中晚唐干系描写劳动妇女的诗歌，不仅仅大略地客不雅观记录，更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以及对付国家出息命运的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