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华诗词杂志 本日
诗学“三命题”浅议罗 辉
所谓诗学“三命题”，是指“诗言志”（《尚书·尧典》）、“诗缘情”（陆机《文赋》）与“诗缘政”（孔颖达疏《毛诗正义》）这三个关乎传统诗学本原的问题。个中，“诗言志”中的“言”字，一“言”中“的”，表明诗不同于文，后者主发议论，前者主抒怀志，解释诗是用来话志向、抒怀抱的一种特殊文体。
在汉字中，“志”与“情”既有联系，又有差异。从广义上讲，“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孔颖达《正义》）从狭义上讲，“志”与“情”亦有细微差别。在《古代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下同）的“字源”与“释义”中，“志”的“字源”为：“在小篆中志是形声字，心为形，之为声，一说，之兼表义，表示去、往与心合起来为心意所向的意思。后来讹写作士，这个字遂写作志。志的本义是意念。”“志”的“释义”为“志愿、志向”。曹植《杂诗》：“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彭端淑《为学》：“人之立志。”此外，还有“影象”、“记录”等意义。“但是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朱自清《诗言志辨》）“情”的“字源”为：“情是形声字，‘（心旁）’为形，青为声。情的本义指‘人的阴气有欲者’，即指人的喜怒哀乐等生理状态。”“情”的“释义”为：一是“感情，感情。”如《荀子·正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之情。”又如白居易《琵琶行》：“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二是“爱情。”如白居易《长恨歌》：“惟将旧物表深情。”三是“实情，情形，情态”。如《论语·子张》：“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四是“志向，意志”。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显然，“志”与“情”两字的“字源”与“释义”见告我们，一是立足于“诗言志”，“情”亦有“志向、意志”之义，以是说，“诗言志”亦是“诗言情”。二是从“志向”释义上理解“志”与“情”，两者都表示为追求“理性”目标，诗的题材无不与“大我”，即时期、国家、民族、社稷等方面有关，诗的代价取向直接关乎政治。“志”与“情”两字“释义”中的举例，就充分解释了这一点。三是“情”字的“含义”比“志”更宽泛，除“志向”以外，还有“感情、感情”与“爱情”等含义，这些方面直接表现为个人的好恶喜怒哀乐“六情”，更表示为“个性”与“感性”特色。四是从《古代汉语字典》在“志”“情”两字“释义”的举例“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与“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可以看出，哪怕两者都有“志向”义，但在“理性”与“感性”方面，仍有程度高低之别。朱自清认为，两处见于《论语》的“言志”这个词组，“非关修身，即关治国，可正是发抒怀抱”（同上）。联系上述例句，言“志”情系“大我”，多关乎“治国”；言“情”，哪怕是言“志向”义，却多关“修身”，牵扯“个人”的内容相对更多一些。也便是说“志”的“理性”常高于“感性”，“情”的“感性”常高于“理性”。笔者认为，深刻理解上述几个方面，对全面理解与把握“诗言志”是很有必要的。
再看“诗缘情”与“诗缘政”。从字面上讲，两者中的“缘”字，亦是一字举“要”，表明两者都有别于“诗言志”中的“言”字。按照《古代汉语字典》的“释义”，“缘”的字义，除本义为“边缘”外，还引申为其他字义：一是“沿着、顺着”。如陶渊明《桃花源记》：“缘溪行，忘路之远近。”二是“攀援”。如《孟子·梁惠王上》：“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三是“分缘，缘分，机会”。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下官奉义务，言谈大有缘。”四是“由于，由于”。如苏轼《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孔，只缘身在此山中。”根据“缘”字之义，解释“诗缘情”与“诗缘政”的内涵是讲写诗的动因问题。人们常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个“缘”字就回答了为什么要“发言”以及如何“发言”这两个问题。对“诗缘情”来说，解释诗因情而造，循情而发，沿情而上，其题材紧张涉及“个人”，表达诗者的好恶喜怒哀乐“六情”。对“诗缘政”来说，解释诗关政而作，循政而言，因政而兴，其题材直接关乎“大我”，是“个人”的“大我”追求，是“理性”的“感性”显现。
纵不雅观中华诗论，对付“诗言志”、“诗缘情”、“诗缘政”这三个诗学命题，只有前两个命题常被人言及，而“诗缘政”这一命题却长期被人遗忘。便是一些论及“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研究者，却是将它们对立起来。例如，斐斐《诗缘情辨》就认为：“大率而言，言志论是政治家和经史家的诗论，缘情论是诗家的诗论。”并认为“我国古代诗论的主流不是言志论，而是缘情论”。笔者认为，若是用辩证的不雅观点看待诗学“三命题”，则完备可以将三者统一起来进行新的诠释。首先，言志论代表了儒家的诗学思想，一贯是中华诗学的主轴；但“言志”并不用除“言情”。“‘志’（理性不雅观念）必须表现为‘情’；反过来说，‘情’的抒发也一定具有某种‘志’的含义（虽然每每说不清楚），‘志’与‘情’在诗里原是一个东西”。（《诗缘情辨》）其次，从语境的角度看，随着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的繁荣以及个体意识的觉醒，“诗由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养的工具一跃成为展现个体精神风貌，表示自我风采的行为办法，乃至是个体本真生存的展示”。（《孟庆雷《钟嵘〈诗品〉的观点内涵与文化秘闻》）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便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提出的。只管斐斐《诗缘情辨》认为：“缘情论既是脱胎于言志论，又是对它的否定”；但是，鉴于“情”与“志”的关联性以及“言”与“缘”字义上的差异，可以说“诗言志”与“诗缘情”两者之间不存在“否定”的问题。这是由于若是考虑到“情”亦有“志向”之义，以是“言志”亦不否定“言情”，同样“缘情”亦不否定“缘志”。再次，若是结合“诗缘政”一同来解读“诗言志”与“诗缘情”，三者之间的联系便更加清晰明了。从诗的题材来讲，自必有“个人”与“大我”之分，如果是“个人”题材，便是言“个人”之“情志”；如果是“大我”题材，便是言“大我”之“情志”。结合陆机与孔颖达分别提出“诗缘情”与“诗缘政”的历史背景，可以说言“个人”之志，自必“缘情”，言“大我”之志，一定“缘政”。《说苑·贵德》云：“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流；流、然后发。”这里，“思”、“积”、“流”、“发”四字，恰好表示了“诗缘情”与“诗缘政”中“缘”字的深刻内涵。这是由于，无论是“诗缘情”，还是“诗缘政”，个中的一个“缘”字，都解释无论是“个人”题材，还是“大我”题材，“诗”都是“沿着”“思”、“积”、“流”、“发”四字路径，将蕴藏在心中之“志”，终极“发言为诗”。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古往今来，不同时期的墨客及其诗作，只管各有不同的特色，但一定会留下时期的烙印。只要我们存心系统阅读历代著名墨客的诗作，就可以创造“诗言志”、“诗缘情”、“诗缘政”这三个诗学命题是永恒的。本日，与时俱进地解读之，对办理旧体诗的当代性问题，促进传统诗词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辅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