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生活的晚清社会,旧秩序行将崩溃,而社会提高的方向茫无头绪。
海内,太平天国义旗一举,应者云集,烽火燃遍十余省,清王朝顿失落半壁江山。
国外,列强环伺,极尽威迫讹诈之能事,处处侵夺中国主权和领土。
可谓内忧外祸,百弊丛生。
而曾国藩以一介儒生,无权的在籍侍郎,崛起于湘楚之间,纵横捭阖,以残酷的手段弹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清朝“复兴第一名臣”。
不仅如此,他的崛起还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权力格局,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
虽然后人对他有“毁之则为首恶,誉之则为圣贤”的评价,但他毕竟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写下不容抹杀的一笔。

曾国藩是位官僚,所处的却是吏治败坏并极度腐烂的从政环境。
他一无家学、二无根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反复磨砺,历尽官场风波,得到彻底的成功。
虽诟病不绝,却荣宠不衰,虽备受诋毁,然善始善终。
其行其言,于无意间布局出一部出神入化的官场绝学,把中国人为官从政的聪慧与打算阐释得淋漓尽致。

晚清还是一个崇奉崩溃、道德失落范的时期,在极其繁芜的人生环境中,曾国藩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表示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贤人。

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大人物,他给后人留下了用之不竭的人生及社会履历。
毛泽东曾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作为自己的人生模范,处处效法。

国学经典家训之曾氏家训赏析

独树一帜的曾氏之学,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聪慧的凝集,是他在几十年官场沉浮中总结出的官场实用宝典,是他从身体力行的成败得失落中总结出的一套独到理论。
尤为主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人际关系也愈来愈多样化、繁芜化。
这样,绝不故作清高,力避空谈、清谈而看重实际的曾氏绝学,更是暗合当代社会、当代人的精神需求与生理渴望,使其深入民气,经久弥盛。

曾国藩在立德立功的同时,还为世立言,在几十年的官场沉浮,戎马倥偬之余,他治学不倦,《家书》传世。
同时,他还营造出一个令众人艳羡的家庭,在他的谆谆教诲之下,几位弟弟均有所成,湘军与太平军开战往后,他们先后应征从军、披坚执锐、驰骋疆场,造诣功名于一时。
儿孙辈更是英雄辈出,其子纪泽,继志砺学,出为使者,折冲尊俎于国际间,为中国收复伊犁、夺回主权,从而英名留世……

《曾国藩家训》摘其家书中的佳构,利用他修身齐家的详细事例,解读他继续先人遗训、结合自身体会,教导兄弟子侄成人成才的高妙策略,从而外扬中华民族的精良家教传统,并使之有益于当代家庭。

毛泽东: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曾国藩家训

卷一:

第一部分:养心日课四条——慎独主敬 求仁习劳(1)

◆原文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
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
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
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怖”,皆能切实施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长于寡欲”,皆不外乎是。
故能慎独,则自察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廉于心则馁”之时。
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 ,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
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
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洁严明,敬之工夫也。
出门如见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候也。
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
程子谓:“高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反面,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
”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
吾谓“敬”字贴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
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
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
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
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逐一恭敬,不能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
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
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落之矣。
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
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以是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
立者,自主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
达者,四达不悖,如朱紫振臂一呼,群山四应。
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
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
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
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
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空手发迹也。
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管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前呼后应,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
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不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恳自励。
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
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聪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
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
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恳也。
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巨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
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
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钦。
因此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
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
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
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敬惕,以补昔岁之衍,并令二子各自勖勉。
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晦以此四条相稽。
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第一条,慎独则心安。
自我教化,没有比养心更难的。
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却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这便是自己欺骗自己。
心里是否自欺,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知道。
以是,《大学》中“诚意”这一章节,两次说到慎独。
如果真能做到喜好善犹如喜好美色,讨厌恶事犹如讨厌恶臭一样,尽力去掉人欲而存天理,那么《大学》中所说的自慊,《中庸》中所说的戒慎恐怖,都能够切实地做到。
曾子所说的问心无愧,天下都去得,孟子所说的俯仰无愧于天地的境界,所谓养心,没有比寡欲更好的办法,都是这些内容。
以是,能够慎独,则自我反省不会感到腼腆,可以无愧于天地鬼神,肯定不会有行为不合于心意而导致不安。
人若没有一件内心感到羞愧的事,心里就会泰然,常常感到愉快、平和,这是人生自强的紧张之道,寻乐的最好方法,守身的紧张之务。

第二条是主敬则身体强健。
“敬”这个字,是孔子、孟子用来教诲人的,春秋时的士大夫,也常常说到它。
到二程与朱子的千言万语,都离不开“敬”这个主旨。
内心静定纯一,没有杂念,外表则整洁严明,这便是敬的功夫。
出门犹如是去见主要的客人,役使老百姓犹如是参加隆重的敬拜活动,这便是敬的气候。
内心教化以安天下百姓,诚笃恭敬则天下太平,这便是敬的效验。
程子说如果上高下下都恭敬,那么,天地自安本位,万物自己化育,风调雨顺,各种祥瑞都会涌现,人的聪明睿智,也都由此而产生。
以此敬事上天,使天子感到满意,以是说敬则统统美事都会齐备。
我认为“敬”对人们最贴近的功效,尤其在于能使人身体康健。
人若庄敬,身体就越来越强,人若梦想安逸,身体则越来越差。
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纵然已是年迈多病,但一碰着庙会敬拜等重大活动,或者是在沙场上碰到危急时候,也会以为精神为之一振,仅这点就足以证明“敬”能够使人身体强壮。
如果人能在无论人少或人多、无论事情大小的情形下,都能逐一恭敬地做,不敢松懈怠慢,那么,身体一定强健,又有什么值得疑惑的呢?

第三条,如果追求仁,人们就会感到愉快。
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的气而成形体。
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源,如果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那么,就违背了这同一的根本。
至于做大官,享受优厚的俸禄,高居于百姓之上,则有拯救百姓于痛楚饥饿之中的职责。
读圣贤的书,学习古人,粗略知道了个中的大义,就有启蒙还不知大义之人的任务。
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玄门化百姓,就会大大地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儒家教诲,最主要的便是教诲人们要追求仁,而个中最迫切的,便是“自己若想造诣奇迹,首先就要帮助别人造诣奇迹,自己想要闻达,首先就要帮助别人闻达”这几句话。
已经造诣奇迹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犹如富人本就很富余,并不须要去向别人借;已闻达的人,连续闻达的路子很多,好比是身份尊贵的人,振臂一呼,四面相应的人就很多。
人哪有不想自己造诣奇迹让自己闻达的呢?如果能够推己及人,让别人也能造诣奇迹,能够闻达,那么,就像万物回春一样美满了。
后世评论辩论追求仁的,没有超过张载的《西铭》的,他认为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广济天下苍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该的事。
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人,否则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只能算贼。
如果人们真的如张载所说的那样,那么使天下的人都能造诣奇迹,都能够闻达,自己却任劳任怨,天下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护他呢?

第四条,习气于勤恳,则神都会钦佩。
人之常情,没有不好逸恶劳的,不论贵贱、智愚、老少,都梦想安逸,害怕劳苦,这是古今都相同的。
人一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饭,与他一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称,那么旁人就会认可,鬼神就会赞许,认为他是空手发迹了。
至于种田的农人,织布的妇女,一年到头勤奋费力,不过得到几石粟,几尺布;而富朱紫家,终年安逸享乐,一件事都不做,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豢养很多奴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公正的事,鬼神都不会赞许,这能够长久吗?古代的圣明君主,贤德宰相,比如商汤通宵达旦地事情,周文王无暇用饭,周公废寝忘食,坐待天亮,都时时以勤恳勉励自己。
《无逸》这个篇章,推论到人若勤恳,便会龟龄,人若梦想安逸,便会夭亡,这是屡试不爽的。
为自己着想,则必须习练技艺,磨炼筋骨,碰着困惑,不断地学习,不断勉励自己身体力行,居安思危。
这样,才会增加聪慧,增长才干。
为天下着想,则必须自己忍受饥饿劳苦,只要有一人没有收成,就应该视作是自己的罪过。
大禹治水,历尽费力,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为天下人谋福利;都是自己非常节俭,拯救百姓却不辞困苦。
荀子偏爱大禹、墨子的行为,是由于他们勤恳的缘故。

自从军兴以来,每每见到有一技之长,能忍受困难困苦的人,都能被人任用,得到当时人的夸奖。
而那些没有才能,也无一技之长,又不习气勤恳的人,都被当时人所唾弃,末了冻饿而去世。
因此,勤恳的人便会龟龄,安逸的人就会短命;勤恳,便有才能,就能为人所用,安逸,则无才能,就会被人抛弃。
勤恳,便能普济众生,连神都会钦佩仰慕;安逸,则无任何代价,神鬼都不会保佑他。
以是,君子若要成为人们和神都能相信的人,最主要的便是要习气于勤恳。

我到老年后,身体多病,眼病也越来越厉害,这种状况已很难改变。
你和诸位侄子中,身体强壮的很少。
古代的君子自我教化,管理家业,一定要身心强健,然后才能使家业振兴;一定要做到大家悦服鬼神钦敬,然后才会有各种运气到来。
现在写这四条日课,一方面是我年迈时用来自我勉励,以填补以往的不敷的,同时也是要勉励两个儿子,每天晚上都按这四条去做,到每个月晦时则用这四条来考察。
同时把此寄给诸位侄子,希望他们能有造诣。

第一部分:养 心守静——神明如日之升 身体如鼎之镇

◆原文

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
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
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买卖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
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但是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
此中无满腔买卖,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
但是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之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神明像太阳升起一样,身体则犹如鼎立地不动。
这两句话是应该遵照的。
只有心到静极时,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身体寂然不动,毕竟还没体验出真正的意境。
意只是闭藏到了极点,才招引出来一点生气,犹如冬至时节的一阳初动。
刚毅不移,这便是“无”,等春雷一响,这便是“启”,坚实的谷类,原给作始播的种子,不能为种子的谷,不能说是坚实的谷。
这个中没有满腔的买卖,就好比万物的成长都赖于我心,还不可以说到了至静的境界。
但是,静极生阳,由于一点生物的仁心,每一气息静极,仁心不息,这便是天地间的诚吗?颜子三个月不违仁,也可以说是洗心退藏到静极的境界中得到真正快乐的人了。

◆原文

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
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
不然,深闭固拒,心如去世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险些息矣,况乎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不雅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求静,想要与禅门的入定不同,必须存心体验这周详而又未可觉察的意旨。
所谓的一阳初动,万物由此生长,才可以说静极,可以说喜怒哀乐还未生发,寂然不动之体。
不然的话,一味求静,心如去世灰,自认为是静,实际上生理的性能都险些损失了,何况这样做并不能静。
如果有外在的滋扰,心不就又不安定了吗?我深入地体察这一个道理,认为阴先于阳。
但倘若不是亲自的体验,始终只能是浮光掠影地说说罢了。

◆原文

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虽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落,则极个中而天地位,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
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
由静之动,有神主之;由动之静,有鬼司之。
终始往来,一敬贯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从由于戒惧而约束自己,以至在至静的境界中,虽然没有什么偏颇,内心之操守不失落,则达到了“中”的境界,天地由此立位,此种绵绵不息的样子,便是由动而到静。
从“慎独”而精进,甚至在待人接物方面极少差错,没有不得当、禁绝确的地方,则达到了“和”的境界,万物由此化育,这种肃穆之象,是由静到动。
从静到动,有神在那儿主持;从动到静,有鬼在那儿司察,动静之间的这种循环往来来往,靠“敬”来加以贯穿。

◆原文

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物育”田地方好;默坐思,此心须常有满腔买卖。
杂念憧憧,将何以极力扫却?勉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静坐而思,心灵开阔,气血和顺,必须达到“天地位,万物育”的田地,才算效验。
默坐而思,心灵中一定要常常充满买卖。
杂念丛生,靠什么东西来把它们全部打消?一定要勤加努力!

第一部分:养 心进德肄业——只有进德肄业两事可靠

◆原文

吾人只有进德肄业两事可靠。
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肄业,则诗文作字是也。
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
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嫡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
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只有匆匆进德行和研修学业这两件事可靠。
进德,便是恪守孝悌仁义;肄业,便是写诗词文章、写字。
这两件事可以由自己作主,进步一尺,这个一尺便是我的,进步一寸,这个一寸也是我的。
本日进了一分德就像蓄积了一升谷一样,来日诰日修了一份业又像富余了一文钱一样。
德和业一起增加,家中的财产也就越来越多。
至于功名富贵,这都是命里注定的,自己一点都不能作主。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五箴——立志居敬 谨言有恒

◆原文

五箴并序

少不自主,荏苒遂洎。
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此也,不其戚矣!
继因此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
夫疾以是益智,逸豫以是亡身。
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
其难之欤!
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
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
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
弃天而佚,是及凶灾。
积悔累千,其终也已!
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
荷道以躬,兴之以言!
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
鼎焉作配,实曰三才。
俨恪齐明,以凝女命。
女之不庄,伐生戕性。
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
纵彼不反,亦长吾骄。
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齐宿日不雅观,天鸡一鸣。
万籁俱息,但闻钟声。
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
我虑则一,彼纷不纷。
驰鹜半生,曾不自主。
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
闲言送日,亦搅女神。
解人不夸,夸者不解。
道听途说,智笑愚骇。
骇者终明,谓女贾欺。
笑者鄙女,虽矢犹疑。
尤悔既丛,铭以自攻。
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
曩者所忻,阅时而鄙。
故者既抛,新者旋徙。
德业之不常,是为物迁。
尔之再食,曾未闻惑愆。
黍黍之增,久乃盈斗。
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年少时不求自主,任光阴流逝。
古人在我现在的年纪已经学有所成了,而我却仍是无所作为,太让人伤感了!
从现在开始,牵扯的人事越来越多,德行一每天减少,渐趋下流,这是可预知的。
疾病能增长人的聪慧,安逸能让人丧亡。
我只是中等天赋,却奇迹顺利,因此想下苦功使自己振奋向上,这实在是太难了,以是创作此《五箴》。

立志箴

那彪柄千古的先哲,他们也是普通人。
我虽然藐小,但也是父母所生,给予我聪明福禄,这已是太丰硕了。
不顾天道,惯于安逸,这会招来凶灾。
积聚的仇恨已有上千,该是终止的时候了。
已经逝去的岁月已无法挽回,那就从本日开始吧。
承担道义,并用措辞加以发扬。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武断遵照。

居敬箴

天地定位后,万归天育。
鼎足而配,称为天地人三才,并终极出身了你的生命。
你内心不端庄,残生害性。
哪个人可以对他傲慢?哪件事可以随意放松处置?处事放松的人会一事无成,对人傲慢的人别人也会对你傲慢,他人纵然不加谢绝,也会助长你的高慢。
人们终极会看不起你,这便是昭昭天罚。

主静箴

住在日不雅观,听见天鸡鸣叫。
万籁俱寂,只闻不雅观中的钟声。
身后是毒蛇,身前是猛虎,但只要神定心泰,谁敢欺凌我?难道不是它们避人?好比面对三军,我的思考专一,不会由于他们的骚动而动摇。
半辈子心意驰突,还未曾自己作过主,现在已经老了,难道能让心情纷乱地度过生平?

谨言箴

用甜言蜜语媚谄于人,终极只能给自身带来灾害。
闲言碎语,也会搅乱你的心神,理解的人不夸耀,夸耀的人不理解。
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让智者笑话,让愚者惶恐。
那惶恐的人弄清原委往后,会说你欺骗。
笑话你的人会鄙视你,纵然你很坦直也会疑惑你。
终极忧患愧悔猬集,便铭记下来一定要改正。
铭记往后仍旧蹈其覆辙,可叹你已经老了。

有恒箴

自从我识字有各种经历,至今已有二十八年,却没有增长什么知识,以前所赞许的东西,过了一段韶光后又加以鄙弃。
既抛弃了以前的东西,新增加的东西又得而又抛。
自己没有恒常的德行,常为外物所旁边。
一粒一粒的黍积聚起来,韶光长了就能装满一斗。
希望天君司命能见告我个中的道理。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1)

◆原文

一、敬——整洁严明,无时不惧。
无事时,心在腔子里。
应事时,专一不杂。
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逐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
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
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念三史。
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
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
嗣后逐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把稳,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
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仲春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
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逐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
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一、敬——身心整洁严明,时候都心怀惧意。
没有事情时,身心安乐,应对事情时,要心神专一。
心在身体之内,要像太阳刚升起时一样清明。

二、静坐——每天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抽出韶光静坐四刻,体验反复往来的仁心,心神正派,身体要像鼎一样平常固实。

三、早起——天一亮就起,醒来后不要贪恋被窝。

四、读书不二——一本书还没有看完,就不去看别的书,不要东翻西阅,去追求一些表面的知识。

五、读史——丙申年,买来三史阅读。
父亲说你借钱买书,我会尽力替你归还。
你如能把这些书圈点一遍,便是没有辜负我。
从此往后每天圈点十页,若间断了,便是不孝。

六、谨言——对此每时每刻都要把稳,这是紧张之功夫。

七、养气——气存丹田。
内心开阔,没有不可告人之事。

八、保身——十仲春,接到父亲的手谕,要我“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刻刻好比在养病一样平常”。

九、日知所亡——每天读书,都要把心得记录下来,并探求个中的深意。

十、月无忘所能——每个月写作几首诗文,以考验自己得到了多少道理,积养的正气是否兴旺,但如果沉溺于这些东西,也最随意马虎让人损失斗志。

※详解

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义之邦,一个很主要的缘故原由,便是中国人历来重视道德教化,这种重视不仅反响在将其作为普遍的社会规范,纵然在一家之内,也是把它看得十分主要的,这类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不胜列举。
如羊祜在《诫子书》中教诲儿子如何处世待人。
他先从自身提及,见告儿子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诲,但在乡里还无“清异”之名,启示儿子应更加教化风致,训诫儿子说话要诚笃取信誉,对人要宽厚恭敬,不传无根据的话,不要听信诋毁和赞誉的话,要谦善谨慎,三思而后行,切忌言行无信,招来祸灾、屈辱祖宗: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岁,便诲以《诗》、《书》,然尚无村落夫之称,无清异之名。
今之职位,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
吾不如先君远矣!
汝等复不如吾。
咨度弘伟,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异独达,察汝等将无分也。
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
闻人之过,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后动,若言行无信,身受大谤,自人刑论,岂复惜汝?耻之祖考思乃父言,纂父教,各讽诵之。

《女训》是东汉的蔡邕教女子把稳思想风致教化的短文。
他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普通生理征象,反复强调做人教化风致、净化心灵比美化边幅更主要。
哀求女儿整发修面、美化自身时,莫忘教化心性,崇尚节操:

“心犹首面也,因此甚致饰焉。
面一旦不修,则尘垢秽之。
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
咸知饰其面,不修其心,惑矣。
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
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
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

故览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润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2)

《诫子书》是诸葛亮为告诫儿子要成为有高风亮节、真才实学、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写的一篇短文。
文中将德育和智育算作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提出:不教化风致,就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远大的志向,就不能勤奋治学;不勤奋学习,就没有出色才干。
反之,追求安乐,涣散意志,随着年华的流逝,没有什么才能,无所作为仇恨也来不及了: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甚至远。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非守穷庐,将复何及!

司马光则在《家范》中认为,做长辈的都想造福于子孙后代,但真正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却很少。
由于这些人只知道给子孙留下财物,而不知道用道义训诫子孙,用礼法管理家庭。
其结果是助长了子孙的许多不良行为,乃至产生斗讼、盼父母早去世等弊端。
相反,贤人给子孙留下的遗产是德和礼,贤人给子孙留下的遗产是廉与俭。
作者列举了舜积德为帝、享国百世,孙叔敖不贪累世不失落家业,以及萧何克俭、杨震公廉、周本好施、张文节清俭等事例,忠言人们,遗德于子孙后代远比遗财于后代更为有益:

“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
然果能利之者,鲜矣。
何以言之?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
田畴连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麦盈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施施然自以为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
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
自于数十年中勤身苦体以聚之,而子孙于时岁之间奢靡游荡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娱,又怨其吝啬,无恩于我,而厉虐之也。
始则欺绐攘窃,以充其欲;不敷,则立券举债于人,俟其去世而偿之。
不雅观其意,惟患其考之寿也。
甚者至于有疾不疗,阴行鸩毒,亦有之矣。
然而向之以是利后世者,适足以宗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
顷尝有士大夫,其先亦国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啬,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纳,锁而封之,昼则佩钥于身,夜则置钥于枕下。
病甚,困绝不知人,子孙窃其钥,开藏室,发箧笥,取其财。
其人后苏,即扪枕下,求钥不得,愤怒遂卒。
其子孙不哭,相丐争匿其财,逐致斗讼。
其处女亦蒙首执牒,自讦于府庭,以争嫁资,为乡党笑。
盖由子孙自幼及长,惟知有利,不知有义故也。
夫生生之资,固人所不能无,然勿求多余,多余希不为累矣。
使其子孙果贤耶,岂蔬粝布褐不能自营,至去世于道路乎?若其不贤耶,虽积金满堂,奚益哉?多藏以遗子孙,吾见其愚之甚也。
然而贤圣皆不顾子孙之匮乏邪?曰,作甚其然也?昔者贤人遗子孙以德以礼,贤人遗子孙以廉以俭。
舜自侧微积德至于为帝,子孙保之,享国百世而不绝。
周自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积德累功,至于武王而有天下。
其诗曰:治厥孙谋,以燕翼子。
言丰德泽,明礼法,以遗后世而安固之也。
故能子孙承统八百余年,其支庶犹为天下之显,诸侯棋布于海内。
其为利岂不大哉!

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知书明礼,常常帮助太宗天子处理国事。

长孙皇后喜好读书,颇有见地,言行举动,特殊留神将公益摆在紧张位置。
一次,太宗罢朝回宫,对魏征屡屡犯颜直谏非常恼怒,愤恨地说:“必杀此田舍翁!
”长孙皇后问明原委,立时改换朝服,神态恭敬地站立庭上。
太宗大惑不解,惊问缘故,皇后说:“君主圣明方会有骨鲠之臣,岂敢不施贺礼。
”太宗恍然大悟,遂转怒为喜。
长孙皇后地位显赫,但从不假公济私,多次阻挡太宗用其支属担当要职。
长孙皇后自己生活俭朴,并常以之来教诲晚辈,她曾对太子说:“为太子,患有无德操功名,岂患家中短缺用具!”长孙皇后对普通佣人也关怀备至。
有时,太宗无理训斥宫人,皇后便站出来为他们伸冤,使宫内刑无枉滥。
皇后依凭高尚的风致赢得大家同等爱戴。
皇后为照顾太宗安心朝政,操劳过度,身染重病,但在病笃之际,仍念念不忘国事,叮嘱太宗去奢任贤,勿宠外戚,简办丧事。

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过去与李世民是布衣之交,是开国元勋之一,李世民便把最机要的事委托给他,让他自由出入宫禁,并任命他为宰相。
长孙皇后听说效果断不同意,每遇机会便向唐太宗奏道:“我已成为皇后,尊贵到了极点,实在不愿意兄弟子侄霸占朝廷。
汉代吕氏、霍氏乱政的历史,应该引为深刻的教训,诚挚希望圣明的唐朝不要用我的兄长长孙无忌作为宰相。
”但太宗天子没有接管她的见地,终于任用长孙无忌做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
长孙皇后又私下让兄长无忌几次再三去要求辞官,太宗没办法只好应允,改任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
长孙皇后知道后,这才高兴地赞许了。
待长孙皇后去世后,唐太宗非常伤心,认为自己从此“失落一良佐”,对长孙皇后表示了深深的怀念。

尉迟恭是唐朝的大将,他赞助李世民打下江山,战功卓著。
有一天,唐太宗对尉迟恭说:“我把女儿嫁给你,你乐意吗?”尉迟恭则说:“我的妻子虽然才不著,貌不美,但我们是夫妻,有夫妻之情。
我记得古人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富贵而不弃妻,这才是一种美好的风致。
我很倾慕这样做的人。
我希望您收回成命,不要这样考虑了。
”唐太宗听后,认为他说得对,便停滞了要收尉迟恭为婿的想法。

类似这种把道德品质看得高于统统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数不胜数,在此略举几则,读者即可窥其一斑。

从曾国藩关于道德风致教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特点,便是他特殊喜好把教化的哀求、目标、做法详细化,罗列成条。
他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更好地便于实践,另一方面也反响了他从事道德教化的心途经程。
从各种记述来看,曾国藩并非从小便是个好孩子,终年夜往后在德行上也并不出众,但是他刻苦好学,闻过则改,终于造诣了风致。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3)

据湘乡县荷叶塘一带的人口耳相传,曾国藩从小就很有心计,尤好报复。
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9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人家中就读。
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来由,将曾国藩骂了一痛,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
曾国藩将此事灯号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冲破,水干鱼去世,这才解恨。
12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欠妥心把神王翻倒在地。
竹亭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
为了让曾国藩摆脱与邻居小孩的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6里的九峰山古锣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
从此,曾国藩途经神王庙时,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朝气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
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曾国藩天生一对三角眼,似闭非闭,个性内向,有什么事,常在心里打圈圈,因此,人们又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闭眼蛇”。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已满19岁的曾国藩,与10岁的弟弟国潢去衡阳唐氏家塾,跟汪觉庵学习。
国潢伶俐,有问必答,甚得塾师欢心,常被称颂,而曾国藩沉默不好言,塾师对他的诗文只用“也好”二字敷衍。
一天,曾国藩背书不流畅,塾师训斥他说:“你这个天生的蠢货,一副戳牛屁股的相!
你将来假如有点出息,我给你背伞!”谁知,这句气恼时的话,曾国藩始终记在心中。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他在京城参加会试,高中进士,回籍拜谢老师汪觉庵时,特地带了把伞,进门便放在汪家的神龛侧。
后来告辞,起身便走,刚到槽门口,溘然对送行的汪觉庵说:“我忘了带伞。
”汪觉庵连忙双手拦住说:“曾大人在此稍候,等我去取来便是。
”汪觉庵取了伞再来时,曾国藩不冷不热地说:“感激汪师,本日给我背伞了!”汪觉庵猛想起往年的话,半晌哭笑不得,只有长揖而已。

可见,曾国藩在少年和青年时与普通人一样,也是琐屑较量,睚眦必报的,但是,与一样平常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不是长期沉溺于此,而是十分看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详细利用的方法便是自我反省。
曾国藩年轻时,有一天到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评论辩论诗歌。
曾国藩“倾筐倒箩,言无不尽”,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地全部吐露出来,一贯到半夜才回家。
到家后,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每天沉溺于诗文,而不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以此误人吗?

第二天,冯树堂来访,于是他把陈岱云约来。
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
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无止。
所谈的内容仍旧是昨天晚上的话题,然而曾国藩却反反复复,志得意满。
朋友散后,曾国藩又反省起来:忘却了韩愈《有名箴》中的训告,只重视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险些成了自己的恶习啊!
曾国藩的长处便是他能反省自己。

曾国藩不仅看重自我反省,而且特殊看重听取朋友的见地,从他们的建媾和评价中得到自己道德教化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仲春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刀切斧砍,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朋友,坦直啊!
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
面对这样的益友,不能产生忌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取别人的长处?这是拒朋侪于千里之外啊!
接待来宾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
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

朋友有了差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差错;朋友指出了差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差错。
现在是一个开门见山,一个表示放下屠刀,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石友。
同年仲春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往,把曾国藩以心腹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言语,信了它就足以繁殖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怖的生理。
”几句话,不温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
曾国藩曾记下了他的感想熏染: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仰,切实其实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
我有什么德行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荡,怎么能成为竹如的心腹?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但是,有了在道德教化上努力的方向和行动,并不虞味着曾国藩急速就成了贤人,正好相反,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创造,曾国藩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会为自己升官发财而志得意满。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叨教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
曾国藩列二等第四名。
至此,他才末了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
六月初二日,他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
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自己“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
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

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大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比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
因此,他打发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切切不可改葬。
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其余,曾国藩认为,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道德教化毕竟是十分薄弱的,只有在激烈的抵牾冲突中仍能保持高洁的操守、圆融的处事手腕,才是一个人道德教化的真境界。
这个问题,在曾国藩弃文竞武,亲自领导弹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反响得极为明显。

1857年,曾国藩在军事上受挫、意气消沉时,父亲去世去的噩耗又传到了,曾国藩便急速率曾国华、曾国荃回籍奔丧,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这次曾国藩弃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哀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示人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
因此,招来了各类责怪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央。
朋友的规劝、责怪,曾国藩还可以接管,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
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叠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
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
……奏折中常以不填宫衔致被旨责,其苦处明白,实非平凡所见。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4)

好朋友罗汝怀也写信给曾国藩,责怪他不应不分轻重缓急,“夫夺情之事,本出于变,而变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辨。
……且夫丧服者一身家之私事,丧乱者天下之众怒。
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
……至并丧制而夺之,必事势之万无可已。
故其事不及于位卑任轻之人。
今以九重绮畀,四海属望,而下同乡闾之匹士,恪守经曲之常轨,几次再三曰:‘两次夺情,从去所无’,岂足以为解手”。
最令他尴尬的是“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
曾国藩自知心亏理缺,无法辩白,只能忍耐。
但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却使他一贯铭心镂骨,在其后谈及此事时,仍感愤懑,“我平生以诚自傲,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
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曾国藩心坎不安,遂导致失落眠。
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年夜夫诊治失落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
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纳的铁血政策,难免不免有失落偏颇。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钉子,究其缘故原由,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赖而未付与地方实权所致。
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教化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成:“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
兄昔年自大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
又每见得人家不是。
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
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往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长于应酬,旁边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这次再出,已满十个月。
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严密,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
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抵牾,从而受到排挤,常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央,“曾国藩从宦熟年,饱历京洛风尘,王侯将相,优容养望,与不才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
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年夜方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经由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旋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连续为官,那么惟一的路子,便是去学习、去适应。
“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
这次转变方式,稍觉相安。
”此一改变,解释曾国藩在官场沉浮中,日趋光滑油滑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犹如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须要经历痛楚的自省,每当他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感情氛围所笼罩。
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由于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
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
在其后的家书中,他屡次反省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
如,在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家书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甚至之,实有愧于为兄之道。
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见地反面,今遭温弟之大变。
和气致祥,乖气至戾,果有明证”。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十仲春初三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
而今思之,不值一笑。
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仇恨何极!
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薄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以摅我心中烦闷仇恨之怀”。

在经历了一段韶光的自省自悟往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
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由于曾国藩生平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教化上一刻不敢放松,以是他的人品得到了众人的同等好评,如他的同寅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阐发义理,宗旨极为纯洁,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
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
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古人讲学之流弊。
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
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
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
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
年夜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寅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
以是转移风气者在此,以是宏济困难亦在此!

第一部分:养 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 终日惕厉(5)

而在曾国藩去世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
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弹压太平天国的元勋,两人生平有很好的私情,同时又曾结有很深的仇怨,而在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对付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
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意方面也难无动于衷。
我已经致赠用度400金,并撰挽联一幅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
”这说的也是实话。
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付曾国藩的苦处很中肯地作了阐述,阐发个中内容不遗余力,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
君臣朋友之间,用心宜于正派,用情宜于厚道。
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辩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革,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
在这感情悲哀没有空隙的时候,还有情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本日对他赞誉,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思。
曾国藩的灵柩经由湖南时,你应该前往吊丧,以敬仰父亲的朋友,敬拜用的畜生和甜酒以及丰硕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
……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对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由于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以是清政府的褒奖更是非同一般,在曾国藩去世后第八天,即仲春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实,持躬清政。
”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实克效,功德在民。
”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赏他“赋性忠实,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实体国,节劲凌霜;正派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
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
同治天子对付他的去世“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平生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宗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钧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曾广、曾广铨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在此之后,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如蒋介石对曾国藩视若神明,在他主持黄埔军校期间,在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的根本上,“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成《曾胡治兵语录口语解》,认为“它不惟治兵者之珍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
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返国,蒋介石把他安置在溪口读书,交给他两本书,个中一本是《曾国藩家书》。
可见蒋介石奉曾国藩为祖师,服膺极深。

措辞学家俞樾在《曾涤生相侯六十寿序》等文中极力推崇曾国藩,但他的弟子章太炎则一反老师之所为,在《检论》中极力贬斥曾国藩,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首恶,要其资质亟功名善变人也。
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荣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奇迹也。
”“去世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
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孙中山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更明确地说曾国藩是“不明春秋大义”的“汉不肖子孙”。
自《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生平》刊出后,曾国藩更声名扫地。
文章认为,“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的稚子的革命,想搬运来以毁坏久经磨炼的中国公民的民主主义革命奇迹,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

曾国藩的事功、文学,虽已成为过去,其功过是非,难免会智仁各见。
但是,他看重道德教化,并时时以风致上的进步惕厉自己,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和态度,无疑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