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看来，笔墨的创造是一个“神圣事宜”——汉民族用“仓颉作笔墨，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来描述汉字初创的场景，纳西族则用“牟保阿琮创字”神话来阐明东巴文的起源。对造字的神圣化叙事既符合古代先民对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浪漫想象，也暗合了对文化管理和合法性建构的须要。同时，措辞笔墨是文化的载体，中国幅员辽阔、民族浩瀚，笔墨的规范统一利用为中华文化的统一奠定了根本。从秦代的“书同文”到清末民国及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简化字运动”，根据文化管理的不同诉求而进行的笔墨规范和笔墨改革始终是推动汉字形态变迁的两条主要线索。
武周王朝（690-705年）自创建后曾陆续颁布和实行过一批新造汉字，史称“武周新字”。在汉字漫长的变迁过程中，武周新字的涌现有如昙花一现，留下的文化痕迹亦十分有限。笔墨是古代先民为了填补声音措辞的时空局限，知足日益增长的文化和思想互换的须要而创造出的视觉符号系统，所谓“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既然是延伸声音措辞的视觉符号，记录和传播信息便是笔墨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新字的实行理应被视为是对社会文化供给的丰富化，但武周新字显然并未收到相应的成效。挖掘新字传播问题背后的社会文化发展规律是武周新字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进而或能对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干系文化征象并提升文化政策效果有所裨益。
武周新字的兴亡
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武则天欣然接管，在《改元载初敕》中宣告：“特创制一十二字，率先百辟，上有依于古体，下有改于新文，庶保可久之基，方表还淳之意。”武周新字正式颁行，凡有新字的不再利用旧字。学界对武周新字的数量存在争议，目前主流的意见是武则天创制了18个新字：天、地、日、月（个中“月”字两次改写）、星、年、正、君、臣、载、初、曌、授、证、圣、国、人。（如图）
武周新字险些与武周王朝同时出身，在政权的大力护持下得到广泛传播。伴随着武则天的号令，官私文书、账簿碑刻等都采取了新造笔墨。由于笔墨利用材质的不同，后世可见的武周新字实物以金石为主，如碑刻、墓志、刻经、刻砖等，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保存有武周新字的身影。新字不仅传播地域广阔，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均有其影响力，如考古创造洛阳粮仓砖刻中就利用了新字，表明该笔墨已为基层的工匠群体所采取。同时，武则天期间写、刻的佛经也改用新字，存世刻经和敦煌经卷中就留有许多武周新字。
然而到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逊位之后，旧字规复利用，武周新字快速退出历史舞台，其集中利用韶光仅持续了约十五年。时至今日，除了“曌”字，其他新字更是完备退出了汉字的利用序列。现有研究常将武周王朝的短命作为紧张缘故原由，认为武周政权若能长久存续难免会涌现更多的新字。将武周新字的命运与其寄生政权的浮沉干系联是后人一种自然而然的遐想，但并不一定具备充分的阐明力，由于同为武周王朝颁制的其他诸多新政，有不少都能落地生根，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完善科举制度、抑制门阀擢拔寒庶等。同为短命王朝所颁制的文化政策，在社会发展中却留下不同的传播足迹，个中应该别有缘故。
武周新字的利用代价与传播阻碍
汉字的发展有三个阶段性的产物：从求神问卜而来的甲骨文、歌颂英雄业绩的金铭文，大众日常利用的土俗笔墨。由于甲骨文和金文在早期社会紧张被君王和贵族等统治阶级所利用，利用范围不广，象形字和会意字基本可以知足须要。而到了土俗笔墨期间，此二者在抽象性表达上的欠缺愈加明显，汉措辞据此发展出了假借单和形声字造法，以知足大众的日常利用须要。因而土俗笔墨在字形上多为形声，到了唐代，形声合成更是已经成为占绝对上风的强势字体构造。
虽然武则天流传宣传武周新字“上有依于古体，下有改于新文”，但实际上在字形上大多既不同于古笔墨，也不同于当时通畅的其他汉字，主不雅观臆造的身分较为浓郁。武周新字的造字方法紧张是会意合成法，但其会意又与传统六书不同。传统会意字多为两合模式，即由两个构件组成，且构件尚具象形性，而武周新造的会意字一样平常由三个以上部件构成，如“年”是“千、千、万、万”，“圣”是“长、正、主”。武周新字的大部分构形模式采纳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衰落的会意合成式，这在以形声合成为主的楷书系统中既不利于字与字之间的联系，也不利于相互差异，与汉字构形模式的发展趋势是相背离的。
同时，措辞笔墨还是一种符合经济原则的符号体。汉字书写发展到唐代，已成功地分开古笔墨的线条形式，改用大略单纯的笔画书写，字形也从圆形变为方形，书写从弧线变为笔画。而且从甲骨文到楷书，人们在利用笔墨时虽然偶有繁化的征象，但是汉字的形体一贯是朝着简化易写的方向发展，部件逐渐减少，构造逐渐简省。而武周新字却仍旧保留繁芜的圆转线条，字体以楷书方折笔画为主，与唐人的书写习气扞格难入。
武周期间，吐鲁番地区按律利用武周新字，但考古创造这些字涌现了大量简化，比如“月”字中间本是“卐”字，吐鲁番墓志简化后与“水”或“币”相似；“日”字中间的“乙”变成一点。敦煌写经出自武周时期官府所造者，无论题记、经文，皆书写新字，而占绝大多数的民间写经只在能干的题记上书写新字，因经文冗长，不易被察觉，以是仍利用旧字，少写新字。这恰好反响了一样平常用字者对武周新字的态度，解释武周新字在为之背书的政权壮盛时就存不才沉困难的问题。
中国古代王朝新造笔墨并加以实行的，除了武周朝外，还有明朝，但明朝新字的传播命运却与武周新字大相径庭。明朝新字的出身源于明太祖朱元璋制订的宗室命名制度。明代严格实施以五行偏旁为序的宗室名讳制度，当宗室人口不多时，这套命名制度尚能平稳实行，可随着人口繁衍，到明万历末期，宗室实际人数已经靠近二十万人，宗室命名逐渐成难堪题。于是，明代中后期涌现了大量五行偏旁的新字，如钼、钯、烯等等。这些新字出于皇家特定需求，在民间无推广必要，且基于避讳制度，在日常亦无利用的可能。直至近代，化学家徐寿等人在译介西方化学文献时苦于无字可用，又重新启用了一些明朝新字用以命名那些不常见的化学元素。随着近当代化学工业在我国的持续发展，本已沉寂的明朝新字得以抖擞新生。
从措辞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朱明新字与武周新字的不同结局不能完备用戏剧化的有时成功来大略地加以阐明。笔墨常日是为了知足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提升而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须要而出身的，即社会群体或个体须要更多新字来指代新生事物或思想，通报新信息。任何信息的通报与存储都要经由编码和译码的过程，编码过程是符号利用者们之间的一种约定，而约定关系是有动机的或是无动机（任意）的，这里的动机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关系，如象形字中字体形态与所指物体形态之间的相似性便是其符号动机。动机越弱，则约定就越该是逼迫性的。一个符号系统在建立之初，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每每存在某种动机，但是符号系统一旦确定，动机就将逐渐失落去意义，而终极让位给社会的约定俗成。当涌现各种缘故原由使得约定俗成的老例被冲破时，就涌现对同一信息内容的不同的编码化，继而引发信息传播上的问题，如信息噪声和信息丢失。
与武周新字须要“以新换旧”不同，朱明新字仅仅是为了知足宗室命名的分外需求而创制的，没有更换旧字，不会对社会中既有的编码约定造成任何影响。而武周新字通过政权的逼迫力量在社会中大规模推广，势必要求旧笔墨的惯用者放弃原有的符号利用约定，接管新的约定，在适应期难免产生编码冲突，制造多余噪声，产生信息损耗，进而从整体上降落了社会信息传播的效率。武周新字多讹变和异体便是这种编码冲突的一个范例表现。有学者考证，武周新字有的涌现省简或变形，如前文所提“月”“日”等字，有的部件变形或增加部件，还有的涌现异体。讹变和异体归根到底是由于武周新字抛弃原来约定俗成的汉字字形，使其面孔全非，从而导致利用者在影象上涌现困难和错乱。
武周新字沦为冗余符号的内外缘故原由
实现信息的传达只是笔墨符号最基本功能，符号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是社会的产物，笔墨符号还具有各种社会性的功能，比如情绪功能、指代功能。情绪功能确定信息与发送者之间的关系，指代功能确定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
从符号的表层能指来看，武周新字的实行显然更侧重于信息发送者，因此情绪功能而非指代功能为主导的传播活动。武周新字由臣下献上，之以是采取象形和会意造字法，是由于要在最大程度上实现造字者的情绪表达——即“颂圣”的意图。首先，新字险些都是政治书写中的常用笔墨，如武周年号“载初”“证圣”，政治术语“君臣”“国人”等。其次，新字中的会意字直接表露了美好的政治寓意或对统治者的颂扬，如“臣”由“一、忠”两个部件组成，意指忠心耿耿，武则天自名的“曌”字，由“日、月、空”组成，更包含“日月当空”之意。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帝，且通过“篡夺”李唐政权登上权力顶峰，因此对夯实统治的合法性根本有极其强烈和急迫的需求，武周新字显然为做事于这一须要而生，折射出武则天及其统治集团对皇权的渴望和对政治稳定的愿景。
从更深层次来看，武周新字的颁制本色上还是触及符号意义层面的一项文化改革运动。武周新字的实行和消亡也可以被放置在这样一个符号意义和权力关系的视角下进行解读。唐代是门阀士族的薄暮，终唐一世，其势力持续衰弱，直至五代彻底覆灭。武则天出身庶族，家世不显。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李治废除王皇后，立武则天为新后，彼时，节制实权的因此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集团等门阀旧族势力。李唐之初自场合排场稳定后就开始加强皇权的集权专制，李治为了扩充自身威信，支持武则天打击关陇集团。于是武则天联手李治实行了浩瀚削弱旧门阀、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如改《氏族志》为《姓氏录》，重新划定各家族的社会等级，往后族为第一等，乃至放肆酷吏，屠杀以关陇集团为主的门阀士族。这些做法虽然效用显著，但不得民气，于是武则天还采纳了大量文化改革方法，以进一步削弱旧门阀在当时社会中的文化垄断地位。个中，人事权是最核心的政治权力，也是斗争的焦点。为此，武则天“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并直接推动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唐代科举常举诸科之首是明经科，以经学为考试内容，试法偏守章句之学，而门阀士族的特色之一便是重视“家学”，常日学通一经或几经，代代相袭，因此通过明经考试的绝大多数是门阀子弟，这显然与武则天的期望背道而驰。于是武则天算夜幅增加了进士在科举中的录取名额，进士科考试以诗赋为主，侧重文词之才，对寒庶家庭更为友好。至唐代中叶往后，明经科的实际地位大幅低落，大批寒庶平民通过进士入仕，使唐代权力格局和社会构造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这样一场政治文化改革的全局来看，武周新字处处强调“天授君权”“君君臣臣”等，便不再纯挚只是封建期间司空见惯的臣下“颂圣”之举，而是将增强皇权、削弱旧族、扶植新贵的政治意图赤裸裸地写入笔墨符号之中，望其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关系的空想格局的象征，并随着民间流利被潜移默化成一种新的社会规约。但武周朝覆灭后，除科举改革等紧扣皇族集权这一根本性利益须要的制度仍能得到延续外，其在官制、礼制、宗庙，包括新字上的方法均被旧传统反向取代，武周新字也在社会中沦为可有可无的冗余符号。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23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