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词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叙》有“忠臣义士之壮语”，如《酒泉子》：“但则收阵卷旗旛，汗散却金鞍。”又如《生查子》：“为国竭忠贞，苦衷曾征战。”《敦煌曲子词集》中有边塞类词17首，约占全部164首唐五代词的百分之十。这类词表示出昂扬的斗志，这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决定。在唐代重赏边功的时期风气下，《旧唐书·刘仁轨传》云：“百姓大家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谓之义征。”这种时期风气在词上的表示是，唐五代边塞词表示出强烈的战斗英气。
宋边塞词则是其余一种腔调。据统计，宋边塞词不过12首，约占全部2万首宋词的万分之六，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较唐五代有所低落。宋边塞词多表达修睦的欲望，如李纲《喜迁莺·塞上词》：“愿岁岁静烟尘，羌虏常修邻好。”刘克庄《转调二郎神·四和》：“比来塞上，喜蜡弹、羽书清省。”宋代边塞词多表达修睦的欲望，这与宋代皇族崇文抑武、守内虚外的国策是息息相关，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仲春丁亥：
以殿直、合门祗候曹利用为东上合门使、忠州刺史。利用之再使契丹也，面请岁赂金帛之数，上曰：“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利用辞去，寇准召至幄次，语之曰：“虽有敕旨，汝往，所许不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入见行宫，上方进食，未即对，使内侍问所赂，利用曰：“此机事，当面奏。”上复使问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终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颊，内侍入曰：“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上失落声曰：“太多！
”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宫帷浅迫，利用具闻其语。及对，上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上曰：“几何？”曰：“三十万。”上不觉喜甚，故利用被赏特厚。
从这段笔墨来看，统治者的懦弱，齐心专心求和的心境了然纸上。在这样的时期背景下，宋代边塞词不像唐五代词那么豪迈，尤其是创作《满江红·写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被处去世后，宋代边塞词的战斗豪情受到遏制，风格开始变得内敛，陆游《诉衷情》“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正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词方面的表示。
与边塞词减少相对应的则是应制慢词在这种崇文抑武、歌舞升平的环境中茂盛了起来。唐代应制慢词多由乐工所撰。文人词紧张在中唐才盛行，文人罕见慢词。与唐代应制词比较，宋代应制词中慢词兴盛。宋代歌舞升平、宴乐发达，皇族常常下诏正宴乐，宋徽宗命刘昺撰成《宴乐新书》专为朝廷宴会利用。宋代朝廷宴乐多用慢词。
在宋代不乏因创作应制慢词而官运亨通的人，比如曾觌，其创作的《壶中天》便是慢词，受到了高宗与孝宗的赏赐，因而官运亨通。陈郁应制慢词如《声声慢·应制赋芙蓉、木樨》，受理宗赏识，充缉熙殿应制、东官讲堂掌书。
周邦彦、万俟咏、晁端礼等大晟府词人在慢词撰写中发挥了主要浸染。如万俟咏字雅言，自号词隐，充大晟府制撰，就有多首应制慢词传世，如《明月照高楼慢·中秋应制》《恋芳春慢·寒食提高》《安平乐慢·都门池苑应制》等。这类文人撰写的应制慢词是宋词的一大特色。在宋徽宗朝、高宗朝、孝宗朝，一大批应制慢词的文人呈现，他们应制的慢词，迥异于唐代的乐工应制慢词。文人应制慢词有自身的特点：紧张题材是节序。宋代皇族在节日命文人应制撰词是一大传统，因此节序词成为了应制慢词的紧张题材。节序词有自身的审美哀求即尚雅，如《词源》：“前人咏节序，不惟不多，附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合时纳祜之声耳……而以俚词歌于坐花醉月之际，彷佛击缶韶外，良可叹也。”应制节序慢词多歌颂升平，如陈郁《声声慢·应制赋芙蓉、木樨》和万俟咏《恋芳春慢·寒食提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