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流放儋州之时，年已六十有二，胡子都已经白了，“垂老投荒，无生还之望”，以是他已做好了客去世异域的准备，他在给朋侪的信中写道：“昨与宗子迈诀，已处理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墓，次当作棺，乃留手书于诸子，去世则葬外洋。”但这悲哀只是暂时的。对付苏轼来说，人生没有绝境。正如他在坐船驶离前，与弟弟苏辙匆匆一晤，写下的诗中有“他年谁作舆舆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诸语，显然，他已经准备好了坦然面对统统。
林语堂师长西席曾经说过：“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他的生平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信是此言非虚。大概，对付随遇而安的苏轼来说，只需有一点阳光，便能残酷余生吧。
而关于苏轼在海南的这段历史，《宋史·苏轼列传》里用了七十二字作阐述：“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父老游，若将终生。”史家笔法用墨极简，但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出一些眉目来：其一，儋州的生活条件十分艰巨;其二，儋人待苏轼极其友善;其三，苏轼的豁达本性不改，苦中亦能得其乐。
韶光回溯到绍圣四年，苏轼父子抵达儋州后，昌化军使张中敬仰苏轼的为人，腾出官舍让其居住，不虞被上官闻知，严词苛责，并将苏轼父子赶了出来。幸运的是，无处立足的苏轼碰着了友善的黎族同胞，他们在桄榔林中为其盖了一间茅草屋，并送来粮食和蔬菜。正由于有此经历，后来当别人问及海熏风土人情如何时，我们的东坡居士给出了这样的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由于条件所限，苏轼父子所住的茅草屋并不稳定，遇着秋雨绵密的日子，屋外若下大雨，屋里必下小雨，用盆啊钵啊接不了许多，只得挪屋，从东屋挪到西屋，又从西屋挪到北屋，甚是狼狈。此时，别说居室内外有竹无竹，便是米缸里有米无米也顾不得了——但苏轼并不以此为苦，待得雨霁天晴，这些经历反倒成了他与朋侪谈笑的谈资。
放眼古今，贪官总能找到贪婪的情由，同样，清廉也会成为清官的一种习气，像苏轼这种人，不管到了哪里，最先想到的便是为那儿的人做点什么事情，亦即是俗称的“闲不住”。苏轼便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苏轼到来之前，儋州的老百姓取露天积水和滩涂海塘里的水饮用，甚至常年患病。而苏轼在杭州、苏州等地治水颇有心得，为理解决当地百姓饮水问题，他亲自带领乡民探求水源，并在城东泉水喷流处开凿了一口水井，让人们喝上了甘甜适口的井水，生病的也日渐少了。为了纪念他，人们便把那口井命名为“东坡井”。与之相类，儋州一地至今还留存着关于东坡村落、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的许多掌故。
苏轼还很重视农耕，他劝当地人佃猎之余，播种水稻增加粮食产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有《减字木兰花》词云：“春牛春杖，无限东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东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是一个妙人，也是一个有趣的人。他少时“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此番贬官海南，长途跋涉，不及带书，想读书的时候只能问当地人借。某日，他因抄得《汉书》而倍感欣喜：“到此抄得《汉书》一部，若再抄得《唐书》，便是贫儿暴富。”他将抄书比作发财，彷佛只要有书可读，便没什么好伤怀的。这境界，令人自叹弗如。
除了自己读书，苏轼还不忘带着当地人一起读。没有学校，他就在张中和黎族读书人家的帮助下开设学堂;没有教材和讲义，他就倾尽平生所学，不遗余力地实行文化教诲，硬生生地在“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的蛮荒之地培养出了一批饱学之士，引得海内外绅士纷纭慕名而来。由于有苏轼，当时的儋州俨然成了海南全岛的文化中央。据传，自赵匡胤黄袍加身到苏轼贬谪海南，在这一百多年间，海南全境从来没有人在科举榜上留过名姓。但苏轼在此讲学多少年后，先是姜唐佐得中举人，其后又有符确进士及第，正应了苏轼之前所说：“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纵不雅观有宋一代，海南共中进士十二名，而这，与苏轼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南包公”海瑞是海南原著民的俊彦，那么苏轼则可算作“新海南人”的代表。与每一个来了就急着离开的人不同，苏轼在最初的时候可能也曾有过怨念，生恐客去世异域，但终极他将渡海前“海南万里真吾乡”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并为了让这个第二故乡变得更美好而不遗余力。以是，如今这个椰风飘荡的海中岛屿，是海南人的海南，也是苏轼的海南。
元符三年，徽宗登基，苏轼遇赦北归，临行在即，看着日日前来相送的百姓和友朋，苏轼心中感慨万千，遂作《别海南庶民表》一诗，表达他对这个流放之地以及流放之地的公民的感念，诗云：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死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千年往后我们回过分再去看时，忽然创造，苏轼的这一场流放，何尝不是流芳呢?
（潘玉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