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隆中里，除了前面讲到的“诸葛草庐”、“草庐亭”外，还有一处“草庐碑”，就在抱膝亭的后面。前后两版《隆中志》对该碑的先容都差不多，都是将其放在了“名胜古迹”一章的第8点“抱膝亭”一节中，原文是：“抱膝亭后有明嘉靖庚子年(1540年)雕塑的大型龟座‘草庐碑’。碑高大雄伟，龟昂首负重，既古朴又富有生趣，无疑是一件大型艺术珍品。碑的正面有石南江汇题赤色‘草庐’二字，阴面有‘龙卧处’三个大字，听说，碑座的龟是龙的大儿子，叫赑屃，他善负重。该碑因年久失落修，碑座下沉，碑身倾斜，1987年蔺义德组织人将碑吊正，把碑座上提加固，并在四周安装石栏板以利保护。”看到这个记录，彷佛《隆中志》的先容有点太大略了。石小生老师曾对这个“草庐碑”进行过专门研究，以下借鉴了石小生老师的不雅观点：
一、“草庐”的题词者“石南江汇”是谁？
“草庐”两个字题写者是“石南江汇”，这个人是谁？为何这个人会题写一个“草庐”，并立了这么大一块碑。为何一点先容都没有呢？
感谢南阳方面的网友，查到了题词者江汇的身份：关于江汇其人，孙继鲁《习杜祠堂碑记》记载:“（江汇），字巨之，江西进贤人。丙戌（1526年）进士。”《江西通志·人物·南昌府》记载:“江汇，字东之，进贤人。嘉靖进士，授兵部主事，历升湖广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转河南右布政使……有《游楚稿》。”而石南大概不是地名，可能是江汇的别号。《郧阳府志·舆舆志》卷一山川（竹溪县）白岩山:东二十里，山石磊砢如云，故一名白云崖……款曰石南，案:诗为明副使进贤江汇所作，则碑旁进贤之下当有姓名，今勒所谓石南者，殆其别号欤?后有嘉靖十九年知县张玑谨拜字，或即刻石时也，下有刹曰白云寺。
根据上面的记录，成功办理了“石南江汇”的身份问题，这位江汇并不是一位普通人物，而是一位“历升湖广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转河南右布政使”的大明官员了。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前后两版《隆中志》都没有将“石南江汇”这4个字搞清楚。
二、“草庐碑”的规格为何是“蟠龙碑帽，赑屃碑座”？
根据公开的数据，古隆中的“草庐碑”为“蟠龙碑帽，赑屃碑座，通高5.14米”，龙是皇权的象征，5.14米的碑身也非同一般，气势雄伟。纵然作者江汇位列高官，这样的规格的碑也有点不可思议。
据石小生老师考证，就在石南江汇题词（1540年）的前一年，即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内阁首辅夏言有一块与之附近的碑——《渡河词碑》。夏言，贵溪人，明内阁首辅。嘉靖已亥十八年（1539年）三月，亲随明世宗祭黄河，望嵩岳，南巡游幸，于圣驾渡黄河时填书一首调寄《大江东去》的“随驾渡河日进呈词”。《渡河词碑》圆首龟趺，通高4.18米，长方型，碑身高3.45米，宽1.32米，厚0.66米，驼碑之龟高0.73米。该碑满字九行，行书，字大10至15厘米，共169字。其三分之二是一首词，三分之一是作者释文和题名。该碑为记事而立，有补正史乘的浸染，撰文是作者借用《词》的形式，寓真实于浪漫之中，艺术地描述了祖国的雄伟河山和嘉靖帝南巡渡河时的壮不雅观盛况。碑文行书镌勒，词文、自注、题名挥之一体，布日间然，错落有致，颇具有不雅观赏代价。该碑位于获嘉县县城南17.5公里亢村落镇西街村落中路北沿。1986年11月河南省公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比拟古隆中的“草庐碑”，明内阁首辅夏言的身份自然远远高于江汇，碑文内容则夏言《渡河词碑》是嘉靖天子南巡渡河时的壮不雅观盛况，而江汇“草庐碑”则是给一个名胜题名，故其主要性夏言碑又远远高于江汇碑。不可思议的是，夏言《渡河词碑》碑为“圆首龟趺，通高4.18米”，而江汇碑则为“蟠龙碑帽，赑屃碑座，通高5.14米”。两个碑的规格、差距如此之大，令人难以相信。
三、“草庐碑”背面的“龙卧处”怎么阐明？
在“草庐碑”的碑阴处是“龙卧处”三个大字，这三个字是谁写的？为何没有韶光和题名？是否也是“草庐”的题词者石南江汇所书？襄阳方面没有阐明，《隆中志》也仅说碑阴有“龙卧处”三字，没有给读者一个清晰的交代。
古碑一样平常而言，碑文刻在碑阳，倘碑文较长的话，碑阳容纳不下，可刊刻于碑侧，乃至接续刊入碑阴内。而碑阴一样平常刻有碑的题名，或建碑的捐募者的姓名和钱款数字，也有的碑阴只字不刊刻。而现在的“草庐碑”碑阴仅有“龙卧处”三字，一是与明代刻碑习气不同，二是与当时襄王陵的环境不符，“龙卧处”三字在现今的隆中风景区没有什么，但在明代襄王陵的神道上刻这三字却是可以满门抄斩的大不敬。
大概有人会说，“龙卧处”该当是指的是卧龙师长西席诸葛亮，这一点彷佛有点道理，但要把稳的是如果是“卧龙处”还可以阐明为诸葛亮，但“龙卧处”可不一定能阐明成诸葛亮。在地方藩王长眠的地方立上一个“龙卧处”？这是能开玩笑的事吗？
四、“草庐碑”到底涌如今什么时候？
从《隆中志》中得知，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立草庐碑的时候，古隆中是处在一个非常衰败、残破的阶段。请看《隆中志》对嘉靖十九年江汇题字前后的记载: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朱见淑袭封襄王，“封山驱民，大造墓地，使原有的土木建筑，碑刻石铭，荡然无存。”(见于襄生《隆中志》59页)。此时比“草庐碑”韶光早51年。
明正德二年（1507年）“将诸葛草庐迁到今武侯祠下面五十米处，距今草庐原址（即襄王陵）二百米旁边。”（见同书60页）。此时比“草庐碑”韶光早43年。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隆中立“草庐碑”（同书105页)。
明隆庆三年（1569年）礼部尚书徐学谟游隆中，文曰:“矧经乱离、兵燹之余，其掬为蒿莱、瓦砾，莫可踪迹久矣。今复去之千载，即伏龙山之隆中果是，其山绵亘数十里，又何从而得其草庐故处?羽士云，孔明祠旁有八角眢井一，为草庐之据。”(见同书136页)，此时间隔“草庐碑”韶光晚29年，此时的隆中已经“莫可踪迹久矣”，只有存疑的八角井，而无巨大的“草庐碑”。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郧襄不雅观察使赵宏恩到隆中寻草庐故址，但见乱草牵衣，断碑卧水，一片衰败景象。
清光绪九年(1883年)，湖北提督程文炳到隆中，见祠宇荒落，“询曩时草庐所在，则颓废无存。而邑志所记诸名胜，或淹没莫可辨认，为慨然太息者久之。”于是在所谓草庐故址，依山为屋，修复“卧龙深处”。(见同书155页)。
1987年6月，“经由严密的考辨、论证后，根据原所有而著其迹的原则拨款重修草庐。”(见同书60页)。
从上面记载可见，《隆中志》关于草庐遗迹的记载绝大多数该当是准确的，唯独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隆中立草庐碑与其他记载相悖，也便是说，在明清两代襄阳隆中均没有草庐，该处只有“襄王陵”的情形下，江汇干嘛要在这里立这么大的一个“草庐”巨碑?该碑后边“卧”的是明襄简王，江汇在这题个“龙卧处”得当吗?其余，这么大的一个巨碑，后世所有史料均无只言片语记载也是不可思议的。再者，刻这么大的一个碑是要花很多钱的，在隆中那么残破的年代，是谁出钱替江汇刻的碑?为何没有捐资人和刻碑人的名字?捐资人如果有钱替江汇刻这么大的巨碑，为何不出钱重修武侯祠?如果是江汇自己出资刻的，为何不在碑文里解释?他为什么也不把这笔钱用在诸葛草庐的重修上?在隆中仅剩一口干枯的旧井的时候，他刻这么大的一块“蟠龙碑帽，赑屃碑座”的巨碑来炫耀自己，就不怕犯众怒吗?就不怕“犯上”吗?
如果江汇“草庐”碑果真刻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那和刻于1893年的“古隆中”牌坊比较较，无论其年代还是规制，都远远超过后者，但为何“古隆中”牌坊能成为隆中风景区的象征，而江汇“草庐”碑在《隆中志》中乃至没有一个单独的词条，仅仅是放在了“抱膝亭”词条的里边?
五、“草庐碑”是否为襄王陵前的神道碑
现今“草庐碑”的背后约几十米的地方并排建有明弘治二年（1489年）的襄王陵，以及建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草庐亭。
襄王陵占地约100平方米，高约10米，史料记载：“襄简王先年慕隆中佳秀，择为莹地”。而此前的成化十九年（1483年），建于唐代的广德寺也因襄简王独霸隆中而被迫从隆中迁出，这样，当时的隆中便成了襄简王的私人陵园。我们知道，明代藩王陵墓一样平常都规模伟大，现保存较为无缺的明代藩王墓如：河南新乡的潞王坟、禹州市的定王陵、湖北荆州的湘献王墓、广西桂林的靖江王墓、江西明代藩王墓、明辽简王墓都有很高的文物和旅游代价。以河南新乡的璐王陵为例，墓主潞简王朱翊镠，是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天子）唯一同一母弟。其陵墓建成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根据公开的资料，虽然同样历经几百年的风雨，现璐王陵还有排列石人、石兽15对，有文臣、獬豸，狻猊，麒麟、骆驼、象、羊、马及神化了的其它怪兽，石人、石兽均采取整块青石雕成，个中最大者高2.77米，最小者亦有1.55米。
同样作为明代藩王陵墓，古隆中里的襄王陵当时也该当是规模伟大，气势非凡的。但令人纳闷的是，隆中风景区除了一个土堆之外，有关襄简王陵墓的任何明显的遗存都没有了。当然，这可能和明末李自成叛逆师对襄王陵的毁坏有关。但陵墓中体积较为巨大的墓碑或神道碑，以及分列在墓前神道两侧的石雕人像、动物像、传说中的神兽像等用来显示墓主身份的石象生等较为结实笨重的物体完备消逝却是不太可能的。以河南巩县宋陵为例，陵前的石像生散落田间一千余年，除被文物贩子偷卖到美国，后又被克林顿归还的两尊之外，大部分都还安在。广西桂林的靖江王墓现在还有大量的石像生、墓碑、华表、望柱散落于田间。
现古隆中的襄阳陵，没有创造石像生，但位于襄王陵前几十米的明嘉靖江汇“草庐碑”却十分值得玩味。墓碑亦称墓表，竖于墓前的称墓碑，竖于墓道上的称神道碑，以表明墓主身份。按明代规制，三品以上立神道碑，一品螭首，二品麒麟首，三品天禄辟邪首。规定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广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四至七品圆首方趺，首视公、侯、伯递杀二尺至尺八寸止，碑身递杀五寸至五尺五寸止，广递杀二寸至二尺二寸止，趺递杀二寸至二尺四寸止。
碑为竖石，上端即碑首称为“额”。“额”多刻碑的标题，即碑头题字。书体篆文居多，往后也有用隶书、楷书、行书题额，用篆书者谓之“篆额”；用隶书者谓之“题额”。四周多刻有蟠螭、蟠龙等图案。王芑孙《碑版广例》卷六：“碑首或刻螭、虎、龙、雀以为饰，就刳个中为圭首，或无他饰，直为圭首，方锐圆椭，不一其制”。螭为无角的龙。碑身正面曰“碑阳”，一样平常刻有墓主封号、官阶、姓名等；碑死后头称“碑阴”，一样平常刻有碑文与碑铭、立碑者姓名、与墓主关系及立碑韶光等；但也有例外。碑身下还有碑座，称为龟趺：又称碑座，刻作龟形的碑座，故名龟趺。一样平常都雕成昂首的巨龟形状。这种巨龟，传说它的力气特大，能负重，以是古人用它的形象来作成碑座，故名“龟趺”。明清期间，凡“螭首龟趺”者均与皇权有关，一样平常地方官员和百姓是不可能问鼎的。
那么，现在的隆中风景区唯一符合这一标准的襄王陵遗物可能只有位于襄王陵前的“江汇《草庐碑》”。
第一，襄简王墓的神道碑与其他明代藩王墓的神道碑该当是一样的，均应为“螭首龟趺”。而江汇“草庐碑”也“螭首龟趺”，但从江汇当时的身份、碑文所刻的内容来看，均不符合明代“螭首龟趺”的规制哀求。南阳卧龙岗亦有很多明代高官颂扬诸葛亮的碑刻，没有一个是“螭首龟趺”的，而仅有的一个“螭首龟趺”碑系大明嘉靖天子朱厚璁钦定南阳卧龙岗祭拜诸葛亮祀典、祭文、祭品的《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碑，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明代的“螭首龟趺”是皇权专用的，像江汇这样一个普通书法家是不可能享有这等特权的。
第二，从尺寸上看，藩王神道碑按照“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龟趺高三尺八寸”的规制，共计高一丈六尺。迄今所见明代尺仅五支，个中以嘉靖牙尺为最精，尺长32厘米，其它各尺，尺度长短不一，文献记载多以明钞与尺相校正，各家说法皆附近似，个中以明世子朱载堉《律吕精义》为最确当，摘录如下：一为钞尺（即裁衣尺），与当钞纸外边齐。二为曲尺（即营造尺），与宝钞墨边外齐。三为宝源局铜尺（即量地尺），比宝钞墨边长，比宝钞纸边短，当衣尺之九寸六分。今测得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完全之明宝钞三十九张，偏差甚微，墨边均匀长31.904厘米，纸边均匀长34.015厘米，推算量地尺长32.6544厘米。故可知明朝三种尺各长（小数点后两位数皆四舍五入）：营造尺：32厘米,量地尺：32.7厘米,裁衣尺：34厘米。以营造尺32厘米的标准，螭首龟趺碑通高一丈六尺，约为5.12米。而“江汇《草庐碑》”据《隆中志》先容，江汇碑为“蟠龙碑帽，赑屃碑座，通高5.14米”，仅差2厘米，险些和襄王陵的神道碑规制千篇一律。
第三，从位置上看，江汇“草庐碑”恰在襄王陵前的神道上，与神道碑应在的位置也惊人地重合。
根据这些迹象，加上江汇其人的身份与明代立碑的规制严重不符，后世能见到的史籍、游记、诗词均未见到对“草庐碑”的记载，以是，我们有情由疑惑江汇“草庐碑”很有可能是清末、民国，乃至当代为宣扬、强化隆中诸葛亮故居地而将襄王陵神道碑原有笔墨铲去而补刻的江汇“草庐”二字，或者是“蟠龙碑帽，赑屃碑座”是原襄王陵的神道碑原物，而碑身是后世补置、补刻的。
石小生老师认为，“草庐碑”碑首和碑座的风蚀程度均与明代文物基本符合，而碑身，其材质、颜色均与碑首和碑座不同，再加上笔墨镂刻的刀锋清晰，其风蚀程度与“蟠龙碑帽，赑屃碑座”的风蚀程度完备不同，根本不可能是同一个时期的东西。
（本文有引用石小生老师的不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