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及干系历史文献
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追求“和乐”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不雅观念。这种不雅观念，实际上来源于燕饮之礼中“和乐且湛”的情绪体验。《诗经·小雅》中有一组诗，集中呈现了燕饮之礼中人们对“和乐”氛围的深刻感想熏染。个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鹿鸣》和《常棣》。
《鹿鸣》与《常棣》之“和乐”
《鹿鸣》云：“我有旨酒，以燕乐高朋之心”。《毛诗序》说：“《鹿鸣》，燕群臣高朋也。”这里所说的“燕”，便是天子诸侯享宴群臣的燕礼。行燕礼的目的，在于实现君臣高下的亲和不相怨。以是，《礼记·燕义》在总结燕礼的功用时说：“以是高下和亲，而不相怨也。和宁，礼之用也。此君臣高下之大义也。故曰：‘燕礼者，以是明君臣之义也。’”《鹿鸣》是在以群臣高朋为享宴工具的燕礼仪式上演唱的乐歌，以是歌辞在表达燕礼高下和宁的主题意义之外，也着力强调了与燕者可以学习与效法的德音与德行：“我有高朋，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傚。”这样的礼赞与燕饮之礼一样，可以有效收买民气，从而实现“和乐且湛”“高下和亲”的目的。
《常棣》与《鹿鸣》不同，它是一首以和好兄弟为主旨的诗。该诗以在花托上鲜艳富丽的常棣之花起兴，引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诗义也由此展开。“去世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在面对去世亡、丧乱等令人畏惧的事情时，只有兄弟才会相互关心，才会去尸体堆里找寻，才会努力救对方于危难之中；所谓“良朋”，只会增加一声嗟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纵然在家里打成一团，但面对外来的欺凌，兄弟总能同心协力，共御其侮；而“良朋”呢？来了也不可能拿起兵器合作。“兄弟”与“良朋”如此不同。但是，在“丧乱既平”的安宁之世，人们却每每淡漠了兄弟之情，涌现“虽有兄弟，不如友生”的情形。面对此情此景，《常棣》倡导以实际行动来和好兄弟关系，“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即设好装满酒物的笾和豆，在家族私宴上饮酒；兄弟备好了酒食，和和乐乐亲近和蔼。
与《鹿鸣》纯粹的燕宾和乐比较，《常棣》所要表达的意义更加繁芜：既涉及兄弟之情与朋友之情在不同情境下不同的表现，也涉及反思之后的选择。这种繁芜的诗义，缘于该诗繁芜的创作背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借富辰之口，记录了《常棣》一诗的创作本事：“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在《国语》中，富辰的话又被记载为：“古人有言曰：‘兄弟谗阋，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若是，则阋乃内侮，而虽阋不败亲也。”周文公是西周初年的周公旦，召穆公是西周后期厉、宣时期的召虎。两书不同的记载引发了对此诗创作时期的争议。但实际上，这两说并不抵牾。在西周初年周公面对武庚之乱时，很可能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奉劝过管蔡兄弟。至西周后期召穆公时期，面对国人暴动带来的宗族不亲、兄弟离心的乱局，召穆公化用其成句而作《常棣》，既暗含了“兄弟”必须藩屏王室的政治指向，又相符《常棣》“燕兄弟”的礼乐主题，突出了兄弟之间“和乐且湛”局势的来之不易。
就周代历史的发展来说，从西周穆王之后即走上了衰落之路，而周厉王的暴虐专利所导致的“国人之乱”，更给周王室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打击。创作于这一期间的《大雅·桑柔》直接涌现了“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的阐述。“天降丧乱，灭我立王”的灾害，在让周人对至高无上的“天”产生疑惑，同时，更加关注“人事”之“为”。同样在《桑柔》篇，作者已经明确认识到民众之作为与官员之行事之间的因果关系：“民之罔极，职凉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民之未戾，职盗为寇。”（民众没有法则，缘于官员的刻薄而背信弃义。做起不利于民的事情，唯恐不胜。民众邪僻不正，缘于官员竞响应用暴力。民众不得安宁，缘于官员劫掠为害。）因此，经历了厉王之难后，当周人在宣王复兴之世再一次得到安宁的生活时，他们才会格外重视只有在安宁之世才有的燕饮之礼，也才会对燕饮之礼进行时“和乐且湛”的气氛产生异乎平凡的感想熏染。《鹿鸣》之“我有高朋，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常棣》之“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皆缘于此。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蕴含深刻辩证思想
周宣王复兴时期人们对燕礼仪式中笙歌合营、高下亲和的和乐气氛的深刻感想熏染与认识，为西周末年太史伯从哲学意义上谈论“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史伯论“和”，发生在周幽王八年。面对周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的表现，面对“周乱而弊”“王室多故”的形势，担当周王朝司徒的郑桓公遂与史伯谋逃去世之所。史伯在为其剖析场合排场、出谋划策，阐述国家兴盛衰亡之理，指出周幽王“去和而取同”的严重问题之后，精要地论述了“和”的意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指出只有“和”才能蕃息万物，如果一味求“同”，终极将走向无以为继。因此，他给“和”的定义是：“以它平它谓之和。”这便是说，“和”是依赖异质事物的相互浸染使物体达成或表现出来的折衷平衡的状态。由于异质的存在，事物才具有成长与发展的可能。史伯特殊强调金木水火土“杂”成百物的意义，他通过“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的层层递进，充分论证了只有通过“以它平它”，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和”的道理。婚姻嫁娶中的“聘后于异姓”，选贤任能时的“择臣取谏工”，都是为了汲取异质的力量来达成“和”的境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强调抵牾对立统一的属性，认为抵牾是事物内部各个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赖而又相互排斥的关系，这种对立统一的抵牾关系才是推进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充分论证“以它平它谓之和”的道理之后，史伯再一次强调了“同”的危害：“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史伯的议论虽然深刻，积重难返的西周王朝还是随着周幽王的“去和而取同”轰然倒塌。随之而来的春秋时期，各种“反面”之事接连发生，于是环绕“和”的谈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国语》记载了周景王想铸造“无射”大钟时，单穆公与伶州鸠的反对之言。单穆公从生理感想熏染以及身体康健的角度论证音乐之“和”的主要意义。他以“无射”大钟超越了审美的界线，会给人的身体带来侵害，进而侵害君主的执政能力，终极会把国家带入险境的角度奉劝周景王。但周景王不听，又去问乐官伶州鸠的见地。古人十分讲究“声音之道与政通”的道理，作为乐官的伶州鸠坚持的正是这条原则，以是他说“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伶州鸠从音乐与政事的关系入手奉劝周景王，所谓“细过其主妨于正，用物过度妨于财，正害财匮妨于乐，细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听声越远，非平也。妨正匮财，声反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强调的正是不和谐均平的音乐与过度耗用民财制造乐器给身体与政事所带来的侵害。伶州鸠说，只有“和平之声”才能带来“蕃殖之财”，“听之反面”的音乐只会“离民怒神”，但周景王没有听劝，坚持铸造了“无射”大钟，且在钟成之后认定其音“和”，然而一年之后周景王卒，原形被揭出：“钟反面也。”
《左传·昭公十年》记载了齐景公和晏子之间的对话。晏子陪同齐景公打猎，大臣梁丘据闻讯驾车赶来，齐景公感慨，满朝大臣只有梁丘据与自己“和”。闻此言晏子当即指出，梁丘据的行为只是“同”而已，哪里称得上“和”？由此引出了“和”“同”差异的谈论。晏子指出，“和”就像美味的肉汤，不仅须要水、火、醯、醢、盐、梅、鱼、肉平分歧的食材物料，更主要的是，还须要宰夫“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调和其味，诸多成分相互制约、共同浸染，这才有能让民气性平和的肉汤。音乐也与美食一样，须要“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只有让诸多成分协同浸染，才能天生让民气平德和的“德音”。因此，真正的君臣之“和”，该当是在君说行的时候想到弗成的成分，在君说弗成的时候努力证明个中的可行之处，这样才能做到思考全面，实现“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的清明政治。在充分论证什么是“和”之后，晏子又剖析了梁丘据之“同”：“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这显然是与空想的君臣之“和”截然相反的表现。晏子用“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两个基于知识的反问，光鲜表达了对梁丘据之“同”的否定。
“和而不同”成为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
经由史伯、单穆公、伶州鸠以及晏子等人的充分谈论，“和”与“同”的意义及差异被彰显出来。至春秋末年，孔子也利用“和”与“同”差异了“君子”与“小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反面。”至此之后，“和而不同”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理念，在中华文明发展蜕变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浸染：在“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西汉时期，诸子之学仍被视为儒家六艺之术的有益补充；在儒家思想霸占主流地位的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在经历与儒、道思想的冲突碰撞之后，领悟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及至晚清，“科学”与“民主”不雅观念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改造思潮协力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可以说，这些伟大的思想变革，都与“以他平他谓之和”的不雅观念一脉相承，充分地展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深刻性。“和”的不雅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差异与抵牾切实其实定，“和而不同”的文化追求，既造就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强大原谅性，同时也成为其历经劫难又屡获活气、绵延至今的内在动力。
“只有互换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原谅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秉持着“和而不同”精神的中华文明，以其漫长的历史一遍又一各处验证了“文明因互换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道理。承认抵牾、尊重差异，倡导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互换与互动，取长补短，寻求能为人们供应精神支撑和心灵抚慰的聪慧与营养。这是“和而不同”之文化精神的当代表达，也是应对当前繁芜背景下各类冲突与对抗的最佳选择。 （马银琴，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示范支部共读【民革北京市朝阳区委会第二支部】
民革北京市朝阳区委会第二支部成立于1998年，至今已有82名民革党员，是朝阳区民革党员人数最多的支部。
在民革中心、民革北京市委会、民革朝阳区委会的关怀下，全体党员联络齐心专心，于2021年荣获由民革中心颁发的“民革示范支部”及民革北京市委会颁发的“民革北京示范支部”称号。
支部各种活动丰富多彩，充分发挥党员在各个界别的不同上风，在思想培植、组织培植、参政议政、发挥履职实效等方面不断发展。
支部主委王志刚：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保存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的作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是艺术宝库中的残酷明珠。《诗经》蕴含了宝贵的人生哲理和文化资源。例如，《硕鼠》是诗经中的名篇，它是一首政治讽喻诗，用比拟的手腕把压榨公民的统治者比喻成大老鼠，把统治者贪婪残酷的本性以及公民的反抗意识反响得淋漓尽致。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表达了公民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神往欢快的人间乐土的社会空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完善惩处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培植，加强对权利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担保公民授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公民谋福祉。同时，切实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浸染，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履行民主监督职能。
作为一名民革党员，我定将不忘初心，积极参与到反腐倡廉的事情中，助力广大公民在神往的乐土里过上幸福的生活！
支部副主委杜婧欣：
子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乃开启，更有熏陶、感发之意。千百年来，诗歌始终是炎黄子孙的心灵独白。
习近平总布告曾指出：“古诗文经典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 口口相传的诗歌发于脾气、立于理性，进而传颂教养，是横亘古今的中富丽好风致意志的升华。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代价不仅表示在文学上，更在于伦理和政治聪慧。《大雅·文王》中的“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意在指出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大雅·荡》中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今人读之，真切感想熏染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须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地努力，铭记历史、首创未来。
《诗经》亦文亦史亦哲，让我们在《诗经》的阅读中体会中华民族精神之绵延、民族文化源初性聪慧之经久弥新。
支部副主委赵 洋：
《诗经》有一篇《唐风·蟋蟀》，其原文如下：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吉人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吉人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吉人休休。
此文既有人生易老、及时行乐的意思，也有行乐有度、居安思危的思想。我相信初看这个问题，大部分人都会方向于居安思危，由于生于忧患、去世于安乐，及时行乐难免不免让人悲观。我认为，这是一个辩证的问题。现今社会，人们无论是事情还是生活都面临着巨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负面感情的累积与爆发时有发生，也常见诸报端。由于感情掌握不好，给身边人乃至全体社会带来诸多影响。如何有效地肃清负面感情，做好感情管理，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今我不乐”与“好乐无荒”，视每个人对其理解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效果。面对繁重的生活压力与精神压力，我们不能一味地低头向前，也须要时时时地停下来。或独处，或约上三五心腹，或登高望远，或把酒言欢，将自己的负面感情合理开释，从而达到劳逸结合的平衡点，这样也有助于更好地事情和生活。同时，我们在事情生活中也一定要有忧患意识，要有危急感。总之，及时行乐与居安思危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从客不雅观实际出发，结合自身的情形，把握好分寸、拿捏好尺度，才能在事情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