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他的作品何以有如此魅力？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从未停滞被热爱，而又与此同时不断招黑？同为出生于浙江的作家，余华的这篇文章，很具有代表性地阐释了绝大多数人对鲁迅的繁芜感情和认知经由……
二〇〇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坐在有条不紊的哥本哈根机场的候机厅里，准备转机前往奥斯陆。身旁不同国家的人在用不同的措辞小声说话，我的目光穿越通亮的落地玻璃窗，勾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飞机的尾翼上。我被尾翼上一个巨大的头像所吸引，我知道自己过会儿就要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奥斯陆。为了消磨光阴，我心里反复思忖：飞机尾翼上的头像是谁？
我的思维进入了去世胡同，身体一动不动。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的头发有点蓬松有点长，他的鼻子上架着一付老式的圆型眼镜。
开始登机了，我起身走向登机口。然后我坐到挪威航空公司航班临窗的座位上，连续想着尾翼上巨大的头像。我总以为曾经见过他，可他究竟是谁？
就在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的剎那间，我的思维豁然开朗，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同样的头像就在一本中文版的《培尔·金特》（PeerGynt），他是易卜生。看着窗外下面的哥本哈根逐渐远去，我不由笑了起来，心想这个天下上有过很多伟大的作家，可是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作家恐怕只有易卜生了。
亨利克·易卜生
（Henrik Ibsen，1828–1906年）
挪威戏剧家，当代散文剧的创始人。其作品强调个人在生活中的快乐，忽略传统社会的陈腐礼仪。最著名的有诗剧《彼尔·京特》，社会悲剧《玩偶之家》、《群鬼》、《公民公敌》、《海达·加布勒》；其象征性剧作《野鸭》、《当我们去世而复醒时》等反响其“精神去世亡”的思想 。
我降落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奥斯陆，绵绵小雨笼罩着奥斯陆的大街，印有易卜生头像的彩旗飘扬在大街两旁，仿佛两行头像的列队，很多个易卜生从远到近，在雨中注目着我，让我感到他圆形镜片后面的目光彷佛意味深长。我在奥斯陆的第一次用餐，就在易卜生生前常常光顾的一家餐馆里。餐馆散发着我在欧洲已经熟习的古老格调，高高的屋顶上有着精美的绘画，中间有着圆型柱子。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餐馆进门处摆放着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一顶玄色礼帽，阁下是一杯刚刚喝光的啤酒，玻璃杯上残留着啤酒的泡沫。一把拉开的椅子旁放着一支拐杖。这统统象征着易卜生正在用餐。
此后的三天里，我没有再次走入这家餐馆。可是我早出晚归之时，就会经由这家餐馆。每次我都会容身端详一下里面属于易卜生的小圆桌，玄色礼帽和拐杖总是在那里，椅子总是被拉开。我创造了有关易卜生纪念活动里的一个小小细节，清晨我经由时，小圆桌上的玻璃杯里斟满啤酒；晚上我回来时，羽觞空了，玻璃杯上沾着一点啤酒泡沫。于是，我拥有了美好的错觉，一百年前往世的易卜生，每天都在象征性地看着一位中国作家的早出晚归，象征性地思忖：「这个中国人写过什么作品？」
亨利克·易卜生木刻肖像，1894
我想起了我们的鲁迅。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涌现，是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里。这是两篇用文言文阐述的文章，揭橥在一九〇八年的《河南》月刊上，易卜生去世将近两年了。一九二三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档师范学校揭橥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若何》。
演讲中的鲁迅
鲁迅在演讲里说：「走了往后若何？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去世了。纵然不去世，他也不卖力解答的任务。」然后鲁迅以一个读者的身分给予解答：娜拉走后「不是堕落，便是回来……还有一条，便是饿去世了。」鲁迅认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得到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权。鲁迅在此用他冷嘲热讽的语调说道：「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以为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本日，纵然饭前和饭后，也每每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须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挪威航空公司飞机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头像，以及这样的头像缩小后又飘扬在奥斯陆的大街上，让我感想熏染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分外地位。当然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隐约有这样的觉得，「易卜生」在挪威不但是一个代表了几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个词汇了，一个已经超出文学和人物范畴的主要词汇。
就像我小时候的「鲁迅」，我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鲁迅」。那时的「鲁迅」不再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而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一个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内容的主要词汇。于是，我在奥斯陆大学演讲时，讲起了我和鲁迅的故事。
01
我和鲁迅的故事
文革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时期，只是在语文教材里尚存一丝文学的气息。可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教材里，只有两个人的文学作品。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还有毛泽东的诗词。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十分天真地认为：全天下只有一个作家名叫鲁迅，只有一个墨客名叫毛泽东。
版画《鲁迅》，赵延年作品
我想，鲁迅该当是过去那个时期里最具批驳精神的作家。一九四九年往后，新社会开始了，同时须要对此前的旧社会进行无情的反攻，于是鲁迅那些极具社会批驳意义的作品成为了一根鞭子。我们从小就被奉告，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其证据便是来自于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虚构作品中一个疯子「吃人」的呓语被当时的政治需求演绎成了真实的社会现状。语文教材里鲁迅的其他作品《孔乙己》、《祝福》和《药》等等，无一例外地被解读成了戳穿旧社会恶行的范本。当然，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至关主要，让其名声在后来的新社会里飞黄腾达，享受到了三个伟大—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位一九三六年去世的作家，其影响力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仅次于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候险些每篇文章，无论是涌如今报纸上广播里，还是涌如今街头的大字报上，都会在毛主席的语录之后，引用鲁迅的话。公民群众的批驳文章里要用鲁迅的话，地富反坏右交代自己罪过的材料里也要用鲁迅的话。「毛主席教导我们」和「鲁迅师长西席说」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政治口头禅。
有趣的是，文革期间「师长西席」这个词汇也被打倒了，是属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坏东西。鲁迅破例享受了这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报酬，当时全中国只有鲁迅一个人是师长西席，其他人都是同道，要不便是阶级仇敌。
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不再是那位生前饱受争议的作家，他曾经遭受到的疾风暴雨般的攻击早已烟消云散，仿佛雨过天晴一样，这时候的「鲁迅」光辉残酷了。「鲁迅」已经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词汇，一个代表着永久精确和永久革命的词汇。
我有口无心地读着语文教材里鲁迅的作品，从小学读到高中，读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旧不知道鲁迅写下了什么？我以为鲁迅的作品沉闷、灰暗和无聊透顶。除了我在写批驳文章时须要引用鲁迅的话，其他时候鲁迅的作品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便是说，鲁迅作为一个词汇时，对我是有用的；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时候，让我深感无聊。因此，我小学和中学的往事里没有鲁迅的作品，只有「鲁迅」这个词汇。
在我的文革岁月里，我曾经充分利用过「鲁迅」这个强大的词汇。我发展的经历里除了革命和贫穷，便是无休无止的辩论。辩论是我童年和少年期间的奢侈品，是穷苦生活里的精神食粮。
我小学时和一位同学有过一个辩论：太阳什么时候离地球最近？这位同学认为是清晨和傍晚，由于那时候的太阳看上去最大。我认为是中午，由于中午的时候最热。我们两个人不知怠倦地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辩论，每天见面时，都是陈述自己的情由，然后驳斥对方的不雅观点。这样的废话说了不知道有多少遍往后，我们开始寻求其他人的支持。他拉着我去找他的姐姐，他姐姐听完了我们两方的情由后，立时站到了他的态度上。这个当时还没有发育的女孩一边踢着毽子一边说：「太阳当然是清晨和傍晚离地球最近。」
60年代末的余华（左）与他的父亲、哥哥
我不甘失落败，拉着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掩护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学挥了两下拳头，威胁他：「你再敢说清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对哥哥的回答办法深感失落望，我须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我们两个又去找了其他年事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附和我的，始终难分胜负。我们之间的辩论长达一年韶光，小镇上年事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我们拉出来当过几次裁判，连他们都开始厌烦了，只要看到我们两个争吵地走向他们，他们就会吼叫：「滚开！
」
我们只好将唾沫横飞的辩论局限在两个人的范围里。后来他有了新的创造，开始攻击我的「热」理论，他说如果用热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太阳是不是夏天离地球近，冬天离地球远？我回嘴他的「视觉」理论，如果用看上客岁夜小作为标准，那么太阳在雨天是不是就小的没有了？
我们连续辩论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鲁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溘然编造了鲁迅的话，我冲着他喊叫：「鲁迅师长西席说过，太阳中午的时候离地球最近！
」
他哑口无言地看了我一下子，小心翼翼地问：「鲁迅师长西席真的说过这话？」「当然说过，」我虽然心里发虚，嘴上仍旧强硬，「难道你不相信鲁迅师长西席的话？」
「不是的，」他慌张地摆了摆手，「你以前为什么不说呢？」我一不作二不休，连续胡编乱造：「以前我不知道，是本日清晨在广播里听到的。」
他悲哀地低下了头，嘴里喃喃地说道：「鲁迅师长西席也这么说，肯定是你对了，我错了。」
就这么大略，他不遗余力地守卫了一年的太阳间隔不雅观点，在我虚构的鲁迅面前急速土崩瓦解了。此后的几天里，他沉默寡言，独自一人品尝失落败的滋味。这是文革时期的特色，不管是造反派之间或者红卫兵之间的辩论，还是家庭妇女之间的吵架，终极的胜利者都是拿出某一句毛泽东说过的话，然后一锤定音，结束辩论和吵架。当时我本来是想编造一句毛泽东的话，可是话到嘴边还是胆怯了，不由自主地把「毛主席教导我们」改成了「鲁迅师长西席说」。日后即便被人戳穿出来，被打倒了，成为小反革命分子，也会罪轻一等。
进入初中往后，我和这位同学开始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我们谈论起了原子弹的威力，他说如果把天下上所有的原子弹捆绑到一起爆炸的话，地球肯定会粉身碎骨似的毁灭；我不同意，我说地球的表面会被摧毁，但是地球不会因此破碎，地球仍旧会正常地自转和公转。
我们从谈论的层面进入到了辩论的层面，而且辩论不断升级和扩大，两个人在学校里整天声嘶力竭地辩论，然后像竞选似的，各自去拉拢其他男同学。有支持他的，也有支持我的，当时月朔年级里的男生们分成了地球毁灭和不毁灭两大阵营。韶光一久，我们的男同学们厌倦了这样的辩论，只有我们两个人连续在辩论里乐此不疲。男同学们为此给予我们一个共同的外号：「这两个地球。」
有一天我们打篮球的时候也辩论起来，我们已经辩论了几个月了，我们都以为该当结束这场辩论了。我们就在篮球场上做出决定，去找化学老师，让她给出一个威信的答案。我们一边辩论一边走去，他忘却了手里抱着篮球，后面打球的几个同学急了，冲着我们喊叫：「喂，喂，两个地球，把篮球还给我们。」
我们要去请教的化学老师是新来的，来自北方的一个城市，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我们以为她很洋气，由于她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像其他老师，课上课下都只会说本地土话。我们在年级的教研室里找到了她，她耐心地听完我们各自的不雅观点后，十分严明地说：「全天下公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怎么可能把原子弹捆绑在一起爆炸？」没想到这位洋气的化学老师给我们耗时几个月的辩论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两个人傻乎乎地走出了初中年级教研室，又傻乎乎地相互看了一下子，然后同时骂了一声：「他妈的！
」
接下去我们连续辩论，都是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容貌。我终于再次被逼急了，故伎重演地喊叫起来：「鲁迅师长西席说过，纵然将全天下的原子弹绑在一起爆炸，也毁灭不了我们的地球。」
「又是鲁迅师长西席说？」他满腹狐疑地看着我。
「你不相信？」我那时候是去世猪不怕开水烫了，「难道我是在编造鲁迅师长西席护话？」
我武断的神态让他退却了，他摇摇头说：「你不敢，谁也不敢编造鲁迅师长西席的话。」
「我当然不敢。」我心虚地说道。
他点点头说：「这‘纵然’确实很像是鲁迅师长西席的语气。」「什么叫很像？」我乘胜追击，「这便是鲁迅师长西席的语气。」然后，我的这位同学垂头丧气地走去了。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鲁迅师长西席为何总是和他为难刁难？不过几个月往后，我把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溘然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马脚，鲁迅是一九三六年去世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的韶光却是一九四五年。我胆战心惊了好几天往后，主动去向这位同学认错，我对他说：「我上次说错了，鲁迅师长西席的原话里不是说原子弹，是说炸弹。他说，纵然全天下的炸弹绑在一起爆炸……」
我同学的眼睛急速通亮了，他扬眉吐气地说：「炸弹怎么可以和原子弹比呢！
」
「当然不能比，」为了蒙混过关，我只好承认他的不雅观点是对的，「你说得对，如果天下上的原子弹捆绑在一起爆炸的话，地球肯定被炸得粉身碎骨。」
我和这位同学从小学到初中的两次马拉松式的辩论，终极结果是一比一。这个结果没故意义，辩论也没故意义，故意义的是由此引出了一个事实，便是作为一个词汇的「鲁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在是威力无穷。
我和鲁迅的故事还在演绎，接下去是我一个人的鲁迅了。我过去生活中有过一些猖獗的经历，个中之一便是我曾经将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谱写成歌曲。
赵延年木刻连环画《狂人日记》片段
那时候我是一名初二的学生，该当是一九七四年，文革进入了后期，生活在愈来愈深的压抑里一成不变地连续着。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去打篮球，上化学课或者物理课时在操场上游荡，无拘无束。然而教室让我感到厌倦之后，我又开始厌倦操场了，我愁眉苦脸不知道如何丁宁日子，无所事事的自由让我感到了无聊。这时候我创造了音乐，准确的说法是我创造了简谱，于是在像数学课一样无聊的音乐课里，我得到了生活的乐趣，激情回来了，我开始作曲了。
我并不是被音乐迷住了，而是被简谱迷住了。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缘故原由，可能是我对它们一无所知。不像我翻开那些语文和数学的教材时，我有能力去读懂里面正在说些什么。可是那些简谱，我根本不知道它们在干什么，我只知道那些革命歌曲一旦印刷下来便是这副样子容貌，稀奇古怪地躺在纸上，暗暗讲述着声音的故事。无知构成了神秘，神秘变成了召唤，召唤勾引出了我创作的希望。
我丝毫没有去学习这些简谱的想法，直接便是利用它们的形状开始了我的音乐写作，这肯定是我生平里唯一的一次音乐写作。我第一次音乐写作的题材便是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我先将鲁迅的小说缮写在一本新的作业簿上，然后将简谱里的各种音符胡乱写在笔墨的下面，我差不多写下了这个天下上最长的一首歌，而且是一首无人能够演奏，也无人有幸聆听的歌。
这项工程花费了我很多天的激情亲切，我把作业簿写满了，也把自己写累了。这时候我对音乐的简谱仍旧是一无所知，虽然我已经拥有了整整一本作业簿的音乐作品，可是我朝着音乐的方向没有跨出半步，我不知道自己胡乱写上去的乐谱会涌现什么样的声音，只是以为看上去很像是一首歌，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十分怀念那本早已遗失落了的作业簿，怀念《狂人日记》这首天下上最长的歌曲，里面混乱的简谱记载了胡乱的节拍和为所欲为的音符。也记载了我在文革后期的生活状态，那是一种窒息的压抑、无聊的自由和空洞的话语相互交往的生活。为什么我会选择《狂人日记》？我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狂人日记》之后，我再也找不到更适宜我作曲的文学题材了。于是，我只好去对付那些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式。接下去的日子里，我又将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式也谱写成了歌曲，写满了其余一本作业簿。同样是胡乱的节拍和为所欲为的音符，如果演奏出来，我相信这将是这个天下上从未有过的声音。地狱里可能有过，我曾经设想过那是什么样的声音？我当时的想象里急速涌现了鬼哭狼嚎的声音。我也有过侥幸的想法，我大概偶尔瞎猫逮住了去世耗子，阴差阳错地写下了几个来自天国的美妙乐句。
现在回顾往事，彷佛有了我为何选择《狂人日记》的答案：我当初谱曲的方法，可以说是其余一个狂人的日记。
文革结束往后，我曾经十分好奇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我想，这两个人在心灵上可能有一条秘密通道，虽然有着死活之隔，他们仍旧能够迅速地相互抵达。毛泽东和鲁迅彷佛都有着倔强的心灵和永不安分的性情。毛泽东赞赏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实在毛泽东也是硬骨头，他和当时比中国强大的美国和苏联反抗时绝不示弱。而且这两个人在思想深处都是彻底的和极度的，他们对儒家的中庸之道都表现出了切齿腐心。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须要伟大的读者，鲁迅拥有一个强大的读者毛泽东，这可能是鲁迅的幸运，也可能是鲁迅的不幸。文革期间的「鲁迅」，从一个作家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政治词汇之后，他深刻和妙趣横生的作品也被教条主义的阅读所淹没。在那个时期里，大家张口闭口都是「鲁迅师长西席说」，其亲热的语气彷佛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和鲁迅沾亲带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理解鲁迅。因此，文革期间的鲁迅虽然名声达到顶峰，可是真正的读者却寥寥无几，「鲁迅师长西席说」只是一个时期在起哄而已。
文革之后，鲁迅不再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他回归于一个作家，也就回归于争议之中。很多人连续推崇鲁迅，不少人开始贬低和攻击鲁迅。与鲁迅在世时遭受的攻击有所不同，现在的攻击里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乐道于隐私中的鲁迅，疑神疑鬼地研究起了与鲁迅恋爱有关的四个女人；还有的人干脆臆想起来：鲁迅的床上功夫十分糟糕；鲁迅的性生理十分变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鲁迅的商业代价也被不断地开拓出来，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纷纭用作餐饮业和旅游业，乃至KTV和夜总会里都有鲁迅笔下地名命名的包厢，官员和贩子搂着小姐在这样的包厢里歌舞升平。
还有人直接拿鲁迅本人作为广告代言人。武汉有一家专卖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门口耸立起鲁迅叫卖臭豆腐的广告牌。广告上用的是一张鲁迅吸烟的经典照片，只是将鲁迅手上的喷鼻香烟换成了一串臭豆腐。
这家小店的老板骄傲地声称：他们是鲁迅师长西席的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制作这样的广告是现在中国盛行的做法，便是借用名人效应来招揽买卖。
「鲁迅」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实在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可以在「鲁迅」里一叶见秋。
我在奥斯陆大学连续讲述我和鲁迅的故事。我见告挪威的听众，我曾经无知地认为鲁迅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他显赫的名声只是政治的产物。
02
重新创造鲁迅
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国南方一个县城的文化馆事情。当时我已经从事写作，我办公室表面的过厅里有一张大桌子，桌下地上堆满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这些曾经是圣书的著作，嫡黄花之后像废纸一样堆在一起，上面落满了灰尘。鲁迅的著作堆在最表面，我进出办公室的时候，双脚时常会碰到它们，我低头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鲁迅著作，不由幸灾乐祸，心想这家伙终于过期了。有一次我经由时，欠妥心被地上的鲁迅著作绊了一下，差点跌倒在地，我骂了一声：「他妈的，都过期了，还要出来捉弄人。」
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刚好高中毕业。此后的十多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可是没有读过鲁迅作品中的一个字。后来我自己成为了一名作家，中国的批评家认为我是鲁迅精神的继续者，我心里十分不悦，以为他们是在贬低我的写作。
1993年2月，余华在北京联络湖公交站（肖全摄）
光阴来到了一九九六年，一个机会让我重读了鲁迅的作品。一位导演打算将鲁迅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请我为他策划一下如何改编，他会付给我一笔数目不错的策划费，当时我刚好缺钱，就一口答应下来。然后我创造自己的书架上没有一册鲁迅的著作，只好去书店买来《鲁迅小说集》。当天晚上开始在灯下阅读这些我最熟习也是最陌生的作品。读的第一篇小说便是我曾经谱写成歌曲的《狂人日记》，可是我完备忘却了里面的内容，小说开篇写到那个狂人觉得全体天下失落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落常了。其余一些没有才华的作家也想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精神失落常，可是这些作家费力写下了几万字，他们笔下的人物仍旧很正常。
《孔乙己》是那天晚上我读到的第三篇小说。这篇小说在我小学到中学的语文教材里重复涌现过，可是我真正阅读它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了。读完了《孔乙己》，我急速给那位导演打电话，希望他不要改编鲁迅的小说，我在电话里说：「不要挥霍鲁迅了，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第二天，我就去书店买来了文革往后出版的《鲁迅全集》。为此，我十分惦记那些堆积在文化馆桌子下面的鲁迅作品，那些在文革中出版的鲁迅作品，其版本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我当年从文化馆办公室进出时，移动的双脚时常被鲁迅的著作绊住，我以为可能是命运的暗示，暗示我这些布满灰尘的书页里隐蔽着伟大的阐述。
从书店买来《鲁迅全集》后的一个多月里，我沉浸在鲁迅清晰和敏捷的阐述里。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他的阐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我想藉此机会再次评论辩论《孔乙己》，这是短篇小说中的典范。这部短篇小说开篇的阐述貌似大略却是意味深长，鲁迅上来就写鲁镇的酒店的格局，短衣帮的顾客都是靠在柜台表面站着饮酒，穿长衫的顾客是在店面隔壁的屋子里，要上酒菜，坐下来逐步地饮酒。孔乙己是唯一站着饮酒穿长衫的人。鲁迅惜墨如金的开篇，一下子就让孔乙己分歧凡响的社会身分突出在了阐述之中。
在《孔乙己》里尤其主要的是，鲁迅省略了孔乙己最初几次来到酒店的描述，当孔乙己的腿被打断后，鲁迅才开始写他是如何走来的。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任务，当孔乙己双腿健全时，可以忽略他来到的办法，然而当他腿断了，就不能回避。于是，我们读到了「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坎坐着。」先是声音传来，然后才见着人，这样的阐述已经不同凡响，当「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坎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钱后，令人惊叹的描述涌现了，鲁迅只用了短短一句话，「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是用这手走来的。」
在我三十六岁的那个夜晚，鲁迅在我这里，终于从一个词汇回到了一个作家。回顾小学到中学的岁月里，我被迫阅读鲁迅作品的情景时，我感慨万端，我以为鲁迅是不属于孩子们的，他属于成熟并且敏感的读者。同时我还以为，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须要机遇。
文革结束往后，我阅读过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有伟大的作品，也有平庸的作品，当我阅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时，一旦感到无聊，我就会急速放下这位作家的作品，让我没有机会去讨厌这位作家。可是文革期间我无法放下鲁迅的作品，我被迫一遍又一各处去阅读，因此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
我见告挪威的听众：当一个作家成为了一个词汇往后，实在是对这个作家的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