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辛弃疾都爱饮酒，酒后诗兴大发，总是爱写些东西，天才的墨客，即兴的一笔挥洒，就成为了流传后世的千古佳作，其实让人佩服其卓绝的才华。
苏轼和辛弃疾，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佳作，个中有两首乍看起来很相似的即兴作品，都写于他们的一次醉酒之后，也都是他们即兴感怀之作，这两首词分别是苏轼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和辛弃疾的《西江月·遣兴》。
说这两首词看起来相似，并不是说谁“借鉴”了谁的，而是说，这两首词表达感情的办法是相似的，这两首作品，都是表面读起来旷达、洒脱，显得悠然自得，但细品之下，字里行间中却充满了抵牾和痛楚，外在的沉着旷达与内在的炽热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感想熏染到这两位大词人丰富的内心天下。但这两首词中，所表达的感情虽然都是苦闷的，但所感之事，所发之情，却大不相同。我们分别来看。
一、苏轼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拍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怀营营？更阑风静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的这首《临江仙》写于元丰五年，此时苏轼已经来到黄州三年了。苏轼被贬黄州的大致经由，相信熟习苏轼的人都很清楚：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一场乌台诗案，让苏轼被监禁百余天，之后虽然从轻发落，但也被贬到黄州担当毫无实权的团练副使，人身自由遭到了限定，可以说人生跌落到了低谷。
齐心专心为国为民、刚毅刚烈直言的苏轼，遭遇如此对待，也就不难明得，为什么黄州的这段经历，给苏轼的思想和创作带了极大的影响，也明白了为何苏轼的许多诗词，总在豪放旷达之后，留下一个黯淡的尾音，好似精神上始终有些压抑一样。
从这首醉酒后的《临江仙》里，我们便能体会到这种感情方向。《临江仙》的开篇虽然洒脱，却又有一种低沉的感情在里面，“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饮酒至三更，醒醉之间，词人逐步归来，这切实其实不是在饮酒取乐，而是在寻求酒精的麻痹了。
韶光很晚了，无怪归来后的苏轼，会听到家童呼声如雷，门也敲不开了。韶光的晚，导致了难进家门，也才有了“倚杖听江声”的事，这持续串的因果，彷佛都在写景，但却有一种朦胧中的黯淡，这是东坡给我们营造出的词境。
下片直接转入议论和抒怀中，彷佛没有什么过渡，但对醉汉来说，却贴切之极，夜深人静，东坡听着江水，犹如沧海中之一粟，醉意朦胧中，溘然引发了一个感慨：“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怀营营”，苏轼在此时想到了老庄。庄子曾用“我非我有”表达对人生虚无的意见，苏轼此时也引发了这种感慨。
但是，苏轼的思想中，毕竟不全是老庄，他从小耳濡目染的，还有儒家“致君尧舜”、“治国平天下”的空想，当然，此时的苏轼，还有佛家统统皆空的种子，释儒道三种思想交织在一起，让苏轼的感情变得十分繁芜。
实在苏轼未必就如此悲观，只不过此时的心境，实在是低落到了极致，以是才会用老庄的超脱，佛家的空无来减轻自己的精神压力吧，这看起来洒脱，实则却是痛楚之极的表示。
可毕竟老庄还是有一些浸染的，在更阑风静的时候，苏轼不禁生出一种神往的生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看，老庄思想，总算帮了苏轼一个大忙，最少，醉酒后的他，是可以解脱的。
二、辛弃疾的《西江月·遣兴》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比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辛弃疾的这首词，也是醉酒后的即兴之作，但感情却和苏轼的不同。辛弃疾年少时，就有志于规复中原，统一南北，然而事与愿违，除了年少时有过一段“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的辉煌经历外，别的韶光，大多是将万字平戎策，“换得雇主种树书”的结果。
辛弃疾南渡之后，曾被赋闲长达近二十年，别的韶光，虽然出任过一些职务，但都不能完本钱身规复中原的心愿，还一贯遭受小人诋毁，这种苦闷，已不单单是仕途的不顺利了，更有一种家国之情，这种苦闷是更加压抑，更加沉重的。
这或许也是辛弃疾为什么会说，“比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难道辛弃疾没有在老庄思想中寻求解脱吗？他探求过，但他还是没有摆脱精神的压抑，他虽然大呼没有功夫去愁，看似是洒脱旷达的，但内心实则愁到了极致，“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只是自嘲罢了。
实在南渡之后，辛弃疾便已经感想熏染到了南宋政坛中的沉闷，朝廷险些一贯是主降派把持，像辛弃疾这种主见收复的志士，只能落得被打压的结果，但辛弃疾的伟大之处，是从不被同化，虽然他知道，只要向主降派示好，就可以高官厚禄，不再被排挤，然而，他没有。
倔强的稼轩，不写内心的苦闷，而因此一个戏剧性的场景来回应，就像他曾经默默地表示：“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如果我们对这首《西江月·遣兴》的下片进行断句，让其成为一幕戏戏院景，就会创造，词人那倔强而又不屈的个性，是如此生动。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两首词的相似之处，开篇便已说过，不再赘述，两首词的不同，相信我们也感想熏染到了。苏轼、辛弃疾虽然同被后人归为豪放一派，但两者却是不同的，苏轼的“豪放”，是一种不拘法度的洒脱之气，又带有一种低沉的余音，而辛弃疾的“豪放”，却有一种沉郁不屈的悲剧英雄色彩，两者的大不同，很大的一个缘故原由，是时期背景造就的。
苏轼生活的时期，虽然北宋王朝逐渐在走下坡路，内忧外祸逐渐显露，但毕竟还保持着国家的完全和场合排场的稳定，以是苏轼的词中，不会有那种强烈的家国悲壮感，更多地，是个人命运与朝廷场合排场的抵牾，是“致君尧舜”与个人定位的抵牾。
但在辛弃疾的时期，国家民族抵牾上升为了紧张抵牾，辛弃疾毕生的心愿，也是收复中原，南北归一，但现实的情形，却是处处遭受打压，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揾英雄泪的悲剧色彩，显得更加雄浑。
或许正由于如此，以是才有人提出，辛弃疾的格调要比苏轼的更高。
实在不然。苏、辛两人生活的时期抵牾不同，个人的遭遇亦不同，因此两人所表达的感情重心，自然会有所不同，这不能说谁的格调高或者低。我们所欣赏的，是两位大词人那种为国为民的炽热之心，以及出神入化的艺术表达力。
时期的烙印不再，但感情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