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在有涯与无涯的对立中,庄子开出的哲学药方因此“游”为“学”。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
’”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乎?”意而子曰:“虽然,吾愿游于其藩。
”许由曰:“不然。
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不雅观。
”意而子曰:“夫无庄之失落其美,据梁之失落其力,黄帝之亡其知,皆在炉捶之间耳。
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师长西席邪?”许由曰:“噫!
未可知也。
我为汝言其大略。
吾师乎!
吾师乎!
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
此所游已。
”(《庄子·大宗师》)

意而子与许由这则对话明确表达了庄子的“游”的人生代价空想,即不受既有成规和不雅观念束缚的自由生动的生命活动,“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
以庄子的“游”的不雅观念导航学术,亦可说是“非中央无边界”。
但是,庄子的深刻处必须从两个要义开拓出来:其一,真实而切身的感悟,对付庄子,学问不是观点(名言)的捕捉,而是对生命的“不测”和“无穷”的感悟,这是“游”的实质所在;其二,学术不是一个可以霸占阵地或完成闭幕的事物性活动,相反,它是由于无限开放而生气无穷的。
人生之“游”归根到底是天地之“化”——“万化而未始有极”。

陶渊明的《饮酒·其五》诗中的第六句,在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中为“悠然望南山”。
苏轼认定陶渊明原诗是“见南山”,而“望南山”是“俗本妄改”。
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因采菊而见山,境与融会,此句最有妙处。
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
”(《东坡题跋卷二·题陶渊明饮酒诗后》)苏轼做此论断之后,通畅本《陶渊明诗集》均采纳“见南山”为陶渊明原作。
近十数年来不少文章反对苏轼论断,论者所据要点有三:其一,《文选》是迄今创造最早收录陶渊明此诗的版本,苏轼之说无版本支持;其二,陶渊明诗多出于纪实,综合文献与地理环境稽核,陶渊明“望南山”为纪实;其三,在陶渊明前后墨客中寓“望”之诗文是一盛行传统。

以游为学以神为马

驳苏论者凡此各类情由,或可以质疑苏轼论断,即陶渊明作诗非一定“见南山”而不可“望南山”。
但以此各类情由笃定陶渊明作诗只能“望南山”而不可“见南山”,则是拘执学究的态度忖度陶渊明。
驳苏者认为,采菊东篱下,于南山必须举首了望而得以见之。
王维诗《终南别业》有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以驳苏者的诗理谈论,“水穷处”在山谷中,王维岂可“坐看”云起!
借王诗论陶诗,“望南山”可,“见南山”又为何不可?

在贾岛“推/敲月下门”不定的时候,韩愈为之定为“僧敲月下门”,后世传为佳话。
但朱光潜说:“‘修正’便是调配间隔,但是所调配者不仅是措辞,同时也还是意境。
比如韩愈定贾岛的‘僧推月下门’为‘僧敲月下门’,并不仅是措辞的进步,同时也是意境的进步。
‘推’是一种意境,‘敲’又是一种意境,并非先有‘敲’的意境而想到‘推’字,嫌‘推’字不适宜,然后再寻出‘敲’字来改它。
”(《诗论》)朱师长西席之论深刻地揭示了墨客创作的奇妙而且变革的心意(意境),他人是做不得主的。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诗说:“时倾一尊酒,坐望东南山。
”韦应物《答裴棁》诗说:“采菊露未晞,昂首见南山。
”同是唐人,仿陶却是“望”“见”两别。
陶渊明已做地府古人,去世无对证之下,要“坐实”他之原作“望南山”还是“见南山”,这只能是活人替去世人做主了。

近百年以来,许多关于中国美学、中国艺术“是什么/不是什么”的论断,验之以中国文化的多元丰富,难免不免失落于大略臆断。
比如,关于中西比拟,宗白华有一个结论性的、而且被后世广泛引用的论断:“中、西画法所表现的‘境界层’根本不同:一为写实的,一为虚灵的;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浑融的。
”(《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根本》)这个论断无论针对中国绘画,还是西方绘画,都是大略片面的,面临着重要的艺术史实的驳诘。
在艺术创作中,“写实”与“虚灵”是任何艺术家都一定面对而且必须处理的抵牾,由于艺术不是对现实的复制,“A representation is never a replica”(E.H.Gombrich,Art and Illusion),任何手腕和风格都是在这对抵牾中的利用。
如果将“写实”与“虚灵”用作艺术风格的描述,则中西艺术都包含着这两种风格,而且都具有这两种风格的伟大作品。
至于“物我对立”与“物我浑融”,是纯粹主不雅观性的判断。
王国维论诗歌,指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认为前者是“以我不雅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后者是“以物不雅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人间词话》)朱光潜却认为,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实在是“无我之境”或“同物之境”;而其所谓“无我之境”,却是“有我之境”或“超物之境”。
(《诗论》)以宗白华的“物我对立”与“物我浑融”的差异不雅观念,王国维与朱光潜对诗境的意见正相反对。
宗白华关于中西艺术比较的论断,犹如欲断陶诗之“望/见南山”,立意即错,故不免无谓臆断。

19世纪转向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言说始终有一个急迫的动机——回应西方。
在将西方文化作为比拟工具的过程中,这个回应西方文化的急迫动机无疑促进了我们对母语文化的反思,但是,也很可能,准确讲,事实上也造成了在中西对峙中对母语文化的一元化和简化思维。
从20世纪转进21世纪,我们当代学者在拥有更加当代、高效的交通条件和学术研究工具的条件下,应该以超越前辈学者的视野和思维,更深刻广泛地磋商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
这便是须要我们更生动、更自由的游与思。

“以神为马”出自《庄子·大宗师》。
子祀讯问病危的子舆是否厌恶去世亡。
子舆回答说:“亡,予何恶!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
”我借庄子这个词语表达对学术的无限精神和自由追求。

2024年8月11日,英、法、意三国之游行前,酒无斋

(本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肖鹰文集《以神为马——中国美学的游与思》自序)

来源: 文申报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