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难时候，幸好，我们读到了白居易的诗歌，他在《暮江吟》《钱塘湖春行》《江楼夕望招客》中的诗句，为不少读者所推举。穿过千年而来的那“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让人在不经意间实现了超脱。
白居易以他的亲自实践，为人们树立了一种空想人格的标准。他的生平，不论碰着多么大的挫折与困难，不论遭遇多少困难弯曲，都始终未曾放弃对国家、百姓的任务感，都始终坚持匡时救世的报国之志。无论他的生活境遇多么艰巨，个人地位发生了若何的变革，面临若何的威权压迫，他都始终敢于仗义执言，这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名贵人格。
本期《国风堂》，考试测验截取白居易在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前后的生活片段，结合在当时创作的诗文，一起分享白居易的可爱和伟大，感想熏染这位表字“乐天”的墨客的豁达。
长安米贵
离开京城，并非白居易最初的欲望。由京城长安到杭州，白居易是主动要求外放的。外放不易。如果不是交好的牛僧孺博得唐穆宗的信赖当上了宰相，白居易“吏隐”之愿也不是那么好实现。
白居易29岁考取进士，看起来已是而立之年。不过，唐代科举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明经科内容较浅，不难考取，而进士科除了要通达五经，还要稽核诗词歌赋、时政策论。因此，50岁中进士犹属年轻。不过，由于读书过于刻苦，白居易口舌成疮，手肘成胝。
古代文人的出路，究竟在于以文采搏名，居高堂，以求杠杆天下。背景不足深厚的白居易，在京城的日子，并不好过。唐人张固在《幽闲鼓吹》记载，白居易初到长安，拿着自己的诗作拜会墨客顾况。顾况看了白居易的名字，调侃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后人常戏用“长安居，大不易”来形容居住在大都邑，坚持生活不易。
这本是顾况拿白居易姓名开的一句玩笑，然而一语成谶，白居易在长安住得的确很不随意马虎，虽后来生活无碍，但他耿直的性情影响了他的仕途。“居易屡陈时政，请降系囚，蠲租税，放宫女，绝进奉，禁掠卖外子等，皆从之。又论裴垍违制进奉银器，于頔不应暗进爱妾，宦官吐突承璀不当为制军统领。”（《白居易年谱简编》）
耿直的官员屡陈时弊很正常，但白居易鞭笞的几位官员，却不是软柿子。他们是裴垍、于頔、吐突承璀等人。也便是说，白居易除了关心民间疾苦，常常“关心”的事还包括：宰相（官七代）用了违规的器物、宰相（官七代）偷偷娶小老婆、寺人（天子最宠信）统兵。
且不论宰相肚里能否撑船，最少寺人肚里不会撑船。白居易早已被挟恨在心。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当街遇刺身亡，白居易再次上表缉凶，却被认为是越职言事。权贵的不满终于爆发，要将白居易排挤出京。
历来官员整人不外是几个手段，无中生有的诋毁和处心积虑的穿小鞋，以及蛮横无理的莫须有。白居易的罪状是母亲因看花坠井去世，而他却写过《赏花》《新井》二诗，乃是大逆不道。
以此为由，白居易遂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又改调忠州刺史。五年后才被调回长安。仅仅过了两年，白居易又忍不住上书论河北军事。但在位的穆宗“皆不听”。由是两河再乱，国是日荒，民生益困。
白居易生平，经历了9位天子登场——代宗李豫、德宗李适、顺宗李诵、宪宗李纯、穆宗李恒、敬宗李湛、文宗李昂、武宗李炎、宣宗李忱。个中，有如宪宗，欣赏白居易的诗文才华，只是极少赞许他的政见。主上的不认同与朋党排斥的压力，是白居易主动要求外放的缘故原由。
离开长安的半年前，白居易写过一首《勤政楼西老柳》：“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诗的意思是风中一棵枝干半枯的大树前，一个多情的老人驻马而看。开元年间栽种的一棵弱柳啊，如今已到了长庆二年的早春。
勤政楼在长安兴庆宫西南，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已在百龄高下，当时白居易已51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墨客自然会怆然动怀。
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对树伤情，自古以来便是这样。难怪墨客要良久立马，凝望入迷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墨客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彷佛是出于惺惺相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如果说，前两句用幽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事，墨客自己的岁数，更主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革和人间沧桑隐含在内，堪称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涌如今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新奇。
长庆二年（822年）七月十四日，白居易自中书舍人授杭州刺史的诏书得以颁发。
履新道上
“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友。”（《初出城留别》）总算是轻松上路。行行止止，七月望后出发，至十一月朔日抵杭，五十一岁的白居易这一起走了将近三个半月。
由于京杭运河受阻，白居易由商山道、经襄阳、汉水辗转去杭州。这便是他第三次途经商州。这时的白居易已是年过半百，不过自己外放的哀求得偿所愿，墨客虽然长途跋涉甚辛劳，心情却比七年前要好很多。
过商州时，墨客写下一首《登商山最高顶》，以讽世又自嘲的口吻，抒发了他的人生感慨：“高高此山顶，四望唯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如斯。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嚣尘。七年三往来来往，何得笑他人。”
诗普通易懂，不用典，无雕琢，但深刻揭示了世象百态，而且自觉把自己置于个中加自嘲，使人们看到墨客复苏的头脑和笑看人生的谐谑。
从当时的交通状况可以看出，出了襄阳，白居易后程走的也是水路，过长江的支流汉水时，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玄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这是一首写景佳作。选取了自然界中两幅幽美的画面，一幅是夕阳西沉、晚霞映江的绚丽景象。一幅是弯月初生、露珠晶莹的朦胧夜色。通过两幅图，营造了一个宁静和谐的俏丽自然之景。夕阳西下，一道残阳照射在江面上。由于已经靠近地平线，险些是贴着水面照射过来，彷佛铺在江上一样。一个“铺”字表明了夕阳西下的独特之美。给人一种亲切和安闲的觉得。
江水的颜色呈现半江碧绿半江艳红。受夕阳光照的部分呈现出一片赤色，而未受到夕阳照射的地方呈现出深深的碧色。两种颜色交相照映，使人不由自主地陷入这种美好的景致之中。后面两句则表明了韶光，此时已经是玄月初三深秋时节。
这里的“可怜”便是“可爱”的意思。玉轮升起，凉露低落，面前呈现出一片更加美好的景象。江边的草地上挂着晶莹的露珠，被玉轮的清辉照射，闪烁着光芒。如此可爱的深秋之夜，露珠像珍珠一样，而玉轮则是弯弯的，仿佛是一张弯弓悬挂在天空上。
毫无疑问，这首诗表达了作者一种喜悦的心情，途次所见，面前美景让他深深邃深挚醉，自然诗兴大发，随口吟成，格调清新，自然可喜，读后给人以美的享受，也让全诗成了墨客特定境遇下审美生理功能的艺术载体。
渡了汉水，由九江转入新安江，墨客写下了《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这首诗的题注写道：“自此后诗俱赴杭州时作。”
全诗如下：“太原一男子，自顾庸且鄙。老逢不次恩，洗拔出泥滓。既居可言地，愿助朝廷理。伏閤三上章，戆愚不称旨。贤人存大体，优贷容不去世。凤诏停舍人，鱼书除刺史。冥怀齐宠辱，委顺随行止。我得意此心，于兹十年矣。馀杭乃名郡，郡郭临江汜。已想海门山，潮声来入耳。昔予贞元末，羁旅曾游此。甚觉太守尊，亦谙鱼酒美。因生江海兴，每羡沧浪水。尚拟拂衣行，况今兼禄仕。青山峰峦接，白日烟尘起。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自秦穷楚越，浩荡五千里。闻有贤主人，而多好山水。是行颇为惬，所历良可纪。策马度蓝溪，胜游从此始。”
诗中“昔予贞元末，羁旅曾游此。甚觉太守尊，亦谙鱼酒美。因生江海兴，每羡沧浪水。尚拟拂衣行，况今兼禄仕……是行颇为惬，所历良可纪。策马度蓝溪，胜游从此始。”诗句，不但几次再三延续了大好心情，而且也交代了自己对杭州的不了情。
白诗在唐诗中具有自成一起的风格，他生平写了3600多首诗，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样平常只选择最范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引言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捉住人物的特色，用白描方法勾勒出光鲜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近，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他的闲适诗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脾气”（《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散逸悠然的情调。其浅切夷易的措辞风格、淡泊清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比较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生理较为吻合，以是影响更为深远。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照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不雅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
为官杭州
对付杭州，白居易并不陌生，少年时期他就曾游历江南一带。对付杭州刺史的职业生涯，白居易也乃至还有些神往，“且向钱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舟中晚起》）
唐代的杭州，尚不繁华，常有磨难。白居易下车之日，便思为百姓除害。他访问百姓，孰害为大？百姓的回答让其木鸡之呆。原来最大的一害竟然是那个“淡妆浓抹总合适”的西湖。每逢大旱之年，西湖水浅，无法灌溉农田，湖畔之苗尽皆旱去世，每逢大雨之年，西湖水涨，湖畔之苗尽皆淹去世。墨客下定决心治水，白天溜达湖畔，泛舟湖上，拜访父老，夜晚在府衙读治水之书，与幕僚反复研讨，终于研究出管理西湖的良法。
等到整治的时候，却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墨客在后来写的《钱塘湖石记》里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钱塘县官，县官多假他辞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所托，或云茭菱失落其利。”墨客笑了笑，只说了一句话——“且鱼龙与平生易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粮之利孰多？断可知矣。”于是他力排众议，修建湖堤，从此西湖水害减轻，时人号为“白公堤”。事实上，本日西湖畔的白堤已非当年白居易所筑的白公堤，而是他笔下“最爱湖东行不敷，绿杨阴里白沙堤”的那道白沙堤。杭州公民将错就错，仍以白堤命名以纪念白居易。
更难得名贵的是，墨客洞悉民情，“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压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规定大旱之日，百姓可以超越县乡两级，直接到州衙哀求放水，以免被“文来文往”的审批环节延误大事。
之前，杭州城内居民的水井都是靠江而掘，喝的实在都是钱塘江水，水味咸苦，城内只有六眼水井是西湖水，却也年久失落修，堵塞多年，墨客特意派人重新挖掘，并延请匠人引湖水入城，从此杭城百姓才喝上甘甜的井水。也奠定了今日杭州“一江一湖一河”的城市格局。
墨客居官，不改诗人清寒本色，“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官舍》)，公务之余，也不是饮茶读书，“乃至僮仆间，皆无冻馁色”(《自余杭归宿淮口作》)，看到家中仆人没有饥寒之色，已是很欣慰了。
公务之余，白居易遍访杭州的山水名胜。他的诗歌每每暴露他的行踪，如一首著名的《杭州春望》：“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涛声夜从军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一首诗里就包含五处名胜，足见墨客游历之广了。
墨客还写了《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敷，绿杨阴里白沙堤。”
这首诗的写法，朴素简炼，别具一格。墨客只是就所见所闻，如实地描述下来，没有夸饰，没有渲染，但是，对周围景物却是有选择地入诗，他用，“早莺啼叫”“新燕啄泥”来突出时令是在春天，他用“乱花”浅草”来印证这正是个早春。末了用留恋白沙堤来表现自己对西湖的深奥深厚之爱。
墨客还写了《江楼夕望招客》：“海天东望夕茫茫，山势川形阔复长。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心。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楼消暑否，比君茅舍校清凉。”这首诗得到苏轼的高度讴歌，颈联乃千古名句，“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苏轼极力夸奖并点评道：“白公晚年诗极高妙，‘风吹古木睛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此少时所不到也。”风吹古树、月照平沙，清新宜人、赏心悦目，作者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使人顿生清凉之感。
从诗歌的意境里可以看到，墨客极其享受这种清闲安谧的氛围，并对因故没有到场的朋友发出约请，在江楼之上消暑，一定比在您的茅舍要清凉万倍。纵不雅观白居易的这首诗，笔力雄浑，气势磅礴，作者先粗线条勾勒山水，再细致地描述灯光和星河，竹苞松茂。末了墨客又插上想象的翅膀，为读者奉献了惊艳后世的千古名句。
白居易非常喜好杭州，他说过“无妨思帝里，不合厌杭州。”他更喜好西湖，他又说过“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逗留是此湖。”“处处转头尽堪恋，就中难别是湖边。”因其醉心于西湖景致，以是感想熏染最深，因此墨客写西湖写得如此形象逼真。
长庆四年五月，白居易改任太子左庶子，要离开杭州。离任之日，百姓自发夹道相送，人群乃至阻断了白居易的归途。白居易不禁动容，写下一首《别州民》相赠杭州父老：“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荒年。”
白居易对自己的政绩自谦了一番，但唯独对自己管理的西湖不无得意，相信今后能助杭州百姓渡过荒年。
白居易还将自己的俸禄留在府库，以备时时之需。后继官员，公用开支不敷时，就从这笔基金里周转。待到资金充足又补充回去。“公罢杭，俸钱多留官库，继守者公用不敷，则假而复填，如是者五十余年。”（《唐语林》）直到黄巢之乱时，乱军焚毁杭州的文籍，这笔钱才不知所踪。
参考资料：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朱金城著《白居易年谱》；商务印书馆、马玮主编《白居易诗歌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