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声震天下”之陈田
陈田字崧山，陈灿之弟，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生于贵阳。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年仅十八的陈田与兄陈灿参加乡试，以第一名（解元）中举。光绪丙戌（公元1886年），陈田成进士，选翰林院庶良士，授编修。同乡中同科的有赵以炯状元及后来官至北洋大臣的陈夔龙。在京任职期间，陈田不干谒权贵，不附势趋炎，长年闭门著书，潜心治学，“殚十七年之精力，编辑《明诗纪略》一书，录诗凡四千家，成书凡二百卷，包罗宏富，采择精详，足补朱彝尊《明诗综》之阙而正其误，为数百年来选明诗者所未有。后传证《黔诗纪略后编》三十卷，《纪略补》三卷”，对贵州文献的保存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田画像
陈田并非不谙世事、专一故纸堆的读书人，他热心政治，关心国事。在任御史及给事中期间，他直言进谏，持正不阿，所上奏疏之事，皆关系国家安危。然而当时政治阴郁，权奸当道，兼之西方列强鲸吞蚕食，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清王朝已经到了行将就木之时。陈田痛感国势颓微，唯有澄清吏治，弹劾权奸，才能救敝起衰，挽救危亡，于是将矛头直指祸国擅政的庆亲王奕劻及权倾一时的袁世凯。
庆亲王奕劻，是一个凭借满清皇室而出掌国家军政大权的满洲贵族。由于深受慈禧太后宠信，奕劻堂堂皇皇地卖官，肆无忌惮地受贿，其贪腐的行为严重地污染到官场的风气。当是时，由于奕劻身居高位，大小官员为了升迁，都去贿赂他。致使王府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据有关史料所载：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段芝贵谋黑龙江巡抚，奕劻开价十万两白银。次年，奕劻七十生日，大肆进财受贿，各地供献者络绎于道，王府门前车水马龙。奕劻此举得银五十万两，礼物代价达百万两之巨。有人说奕劻家藏巨款，富可敌国，仅在英国汇丰银行就存银一百二十万两。奕劻不仅贪婪，而且极度昏庸和没有担当。在其担当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时，曾与李鸿章担当与八国联军媾和的全权大臣，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其任外务部总理大臣兼管陆军部期间，与袁世凯朋比为奸，结成同盟，在朝廷中独断专行，视若无人。
而袁世凯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其以天津小站演习“新建陆军”为出发点，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央的封建军阀集团，成为清王朝的实力人物。戊戌变法期间（公元1898年），袁世凯伪装附和维新运动，被康有为视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的大救星。然而袁世凯十分狡诈调皮，当其“探知朝局将变”，于帝党不利，立即向荣禄密告，出卖了维新派，致使六君子被杀，因此取得了慈禧的信赖。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袁世凯参加了帝国主义策划的“东南互保”，次年继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及练兵处会办大臣。之后，其以实施“新政”为名，扩编北洋军为六镇，嗣后升任军机大臣，从而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及权倾朝野的大人物。然而袁世凯志不在此，他在加强自己实力的同时，大力造就自己的同党，并通过昏庸贪婪的奕助，实际上节制了朝廷大权，企图以此达到篡政的野心。
正是奕劻、袁世凯“威焰炎隆，举国无敢撄其锋者”之时，陈田挺身而上，先后上两疏弹劾奕劻和袁世凯，指斥他俩“误国”“跋扈”，不抑制“将酿成藩镇之祸”。陈田第一个奏疏写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第二个奏疏写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
在第一个奏疏的开篇中，陈田把矛头直指“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揽权受贿，鬻爵误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势倾中外，阴谋篡窃”。随后将其罪状逐一列举如下：
一、袁世凯“飞扬跋扈，敢作敢为”，“密布心腹于枢密，通畅贿于亲信之亲王，而后可为其所欲为”。明证是：
1.袁派心腹直隶布政使杨士骧以万金巨贿买通奕劻。自此与袁“交通愈密”，对袁“百依百顺”，使袁“乃得大行其志”。
2.袁世凯为办理北洋军经费报销的问题，便向奕劻推举自己的心腹徐世昌为军机大臣，从而洞悉了军机的一举一动。
3.袁世凯为了掌控各地的军政大权，推举其表弟刘永庆为江北总督，引其翅膀周馥为南洋大臣。
二、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明证是：
1.户部尚书张百熙是袁的姻亲。袁欲改官制，使其私图。张秉承其旨意，先上疏朝廷，请改官制。
2.前顺天府尹李希杰，未及上任，特地先往天津拜见袁世凯，“奉养多日”，表其忠心。为此，袁为之请津贴九千两。
三、揽权专权，胡作非为。明证是：
1.稽核政治大臣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回京时曾留津五日，条陈折件皆经袁世凯手定。
2.借变法之浮名，便跋扈之私意，一改军机大臣为总理官。
3.凡“与袁世凯见地不合者，袁世凯即欲排之。借总理一人、副理二人之名，裁撤异己，推引同类。以疆臣之权，而变动朝廷大臣，惟汉之董卓、唐之朱温敢为之······其自为授官，不由京中诠授者，惟唐之跋扈藩镇有之”。
正由于如此，陈田向朝廷献策，试图遏制奕劻与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其策略如下：
1.敕令禁止改革官制。
2.恳请陛下当诫令其（奕劻）洗心涤虑，以报朝廷。
3.恳请朝廷遏制袁世凯暴戾恣睢，终结其同党，不得任其结党营私，为害国家。
4.希望清廷“当谨履霜坚冰之戒，为曲突徙薪之谋。不露声色，先事防维，弭患未形，此宗社之至计”。
陈田的第二奏疏上呈时，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已一年，可谓犹豫满志，雄视天下。在奏疏中，陈田责怪袁世凯有“枭桀之才，刁狡之谋。揽权独工，冒进无等”，揭破“其在北洋，遥持朝权，枢臣由之进退，九列多其腹心”。自袁任军机大臣之后，“惟事揽权，支配私人”，在全国各地安插私党，掌控军政大权。这“是其结党营私、沆瀣一气之明证”。接着谈到袁世凯身居中心，却能掌握北洋，“杨士骧虽充北洋大臣，其人则袁之留后。北洋之财政则袁世凯之外府”。再谈到袁世凯的党徒，“复招致北洋兵官，演习新军，将来天下督抚皆其私人，全国兵权在其节制”，为其阴谋篡政奠定了根本。
陈田预感到袁世凯有操持、有步骤地为其篡政做准备，如果再让袁留在军机，势必酿成大祸，因此他提醒朝廷以“王莽之祸”“董卓之乱”为鉴，将袁世凯赶出军机，其情由如下：
1.袁世凯与“枢府交通太密”。
2.“袁世凯势倾中外，疆臣多其同党，此后无人敢与龃龉，势将颠倒黑白，变黑为白，国是谁属？”
3.袁世凯“久握兵符，恃兵而骄”，“入议官制，气凌朝贵，摇动枢臣，颇有唐时藩镇朱温入朝之风”。
4.“袁世凯一介武夫，不学无术”，“置于帷幄密勿之地，是谓用违其才，亦恐泛驾致戻”。
5.“日本变法，收将军之权”，“中国变法，侵朝廷之权”。这为袁世凯“欲毁坏朝局，独揽大权，企图节制内阁”铺平道路。
6.如今窃居要津、执掌大权者，或“于袁世凯有私思”，或“于袁世凯学生。附已者迁擢，不附者解职”。其恶果是“孰不望风纳款，投于袁氏之门”；“小人结党，朝廷伶仃”。
疏入。奕劻、袁世凯惶惧不知所措，多方堵塞漏洞，收敛自己的行为。两奏疏始终没有送至病重的慈禧和光绪手中，然而陈田一鸣惊人，刚直之声震荡天下，深受朝野正义之士景仰，有“朝阳鸣凤”之誉。外洋人士有绘其像而返其所住国的。时人将陈田比作明代弹劾奸相严嵩的杨继盛。
迫于舆论的压力，袁世凯转而亲近陈田，多方收买，陈田不为所动。陈田痛感自己的力量改变不了严厉的现实，于是洁身引退，闭门著述，以诗文自遣，著有《周渔璜师长西席年谱》《陈给谏遗诗》。其所书的“听诗斋”横匾一块，至今悬挂在北京中华诗词学会的门上。亦可显现陈田诗词艺术被后人高度重视。
国学大师罗振玉在《掌印给事中贵阳陈公传》中对姻亲陈田的清贫自守，廉明自律，“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如是之言：
在谏垣凡十有四年，方公之巡视东城也，俸不敷自给，书吏有以公费盈余进者，曰此例当入己。公曰：“风宪官，不能律已，焉能绳人？常见言官有岁羡（一年的积余），至千百金者。此金何来？吾垣引以为耻，乌可自蹈之？”吏固请，公曰：京师盗案，每难就捕，固赏薄也，姑存之，以备缉盗用。”会有路劫伤人致去世者，以羡金悬赏，盗果就擒。及升补给事中，既严劾袁世凯与枢臣，世凯惧，以车马路他言官，谋制公，有为市惠地，拟每岁于北洋筹款津贴言官，人二百金。同官集议其事，公抗言曰：“言官虽清苦，然国家设此官，以整杨风纪，顾鬻身权迫于舆论的压力，贵，自辱以辱朝廷乎？”
陈田的预言果真应验。三年后清王朝覆亡，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元旦，袁世凯复辟帝制，当了八十三天洪宪天子，不久在中国公民的谩骂声中忧惧而去世。庆亲王奕劻的处境也不太妙。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酿成的苦果－清王朝灭亡。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奕劻病去世天津。陈田亲眼看到袁世凯可耻的了局和奕劻可悲的晚年。
然而令陈田始料不及的是，辛亥革命往后，自己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据罗振玉《掌印给事中贵阳陈公传》所述：由于思念故乡，陈田携家“行至湖南之常德，兵阻不得前，流落琐尾（比喻由顺利到困难），盗贼饥寒，濒去世者屡。以朋侪飲助，得复归京师，寄食僧寺，而贞壮之概，不减平昔。忧愤成疾，再更寒暑，回绝医药，以祈速去世。”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陈田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一。
陈叔恭，字佩彤，贵州贵阳人，学者陈田三女。适墨客李国瑞，以画艺名噪京师，曾重绘《楸荫感旧图》，题诗四十余人，海内名流，多有题识。
陈田《明诗纪事》的编纂造诣和甄选特点
《明诗纪事》文献整理成表现为三点：
第一，考征文献、考辩谨严。《明诗纪事》是成书于清末的明代诗歌总集。陈田之作，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集古人之大成并超轶前作。陈田为编写《明诗纪事》，专门网络明人文献资料，得总别集几及千种，藏书乃至超越了以收藏明人集部文献著名天一阁和文瑞阁之藏。据陈田编写的《贵州陈氏听诗斋所藏明人集目录》统计：明人集共三百十五部，三百七十二函，二千三百四十三本。又有《贵州陈氏书目》著录七百余种。这些丰富的资料为《明诗纪事的》创作供应了保障。
《明诗纪事》大体上以时期为顺序，以天干为标号进行排列，“录诗几四千家，分为十签”（甲签自序），就已刊出的八签来看，共一百八十七卷，共收墨客三千有余，收诗九千九百余首，远远超过《明诗纪事》之前的大型明诗总集著作《列朝诗集》和《明诗综》。
陈田不仅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而且对付随韶光流逝而遭散佚、修改的纷繁凌乱的文献进行负责详细的考辨。墨客的籍贯、履历对付研读诗歌是十分主要的，陈田对此谨慎考证。对付一些附会之说、传闻之误，《明诗纪事》也加以订正。《明诗纪事》文献之丰富、考辨之谨严奠定了其作为明诗总集的代价根本。
第二，补遗、附见，以图全备。作为明诗总集，《明诗纪事》的代价还在于对希见资料的保存。陈田还在正文诗选之后，“附录”“附见”他人诗作，既达到了补遗的目的，还可以把同一主题或相同场景下创作的诗歌相互干联在一起，使得文学史上一些主要的文学活动得以集中展现。傅增湘赞《明诗纪事》“孤籍逸编，包罗浩博，旧闻琐语，掇拾宏多，为一代之巨制”
陈田考辨与补遗事情不仅极大地扩充了《明诗纪事》的诗歌容量，提升了《明诗纪事》的代价，同时也纠正了其他书本的讹误与不敷之处。由于《明诗纪事》多以《明诗综》为参照工具，补遗与考辨对付《明诗综》的意义尤其重大，陈灿赞曰：“（《明诗纪事》）蒐罗宏富，采择精详，足补朱竹垞《明诗综》之阙而正其误，数百年来选明诗者所未有。”
第三，签序、诗歌、本事三位一体。陈田广泛搜集明诗，仔细梳理，选择以诗纪事的文体呈现一代明诗的整体面貌。他大致以时期为次分签编排，各签有媒介，诗歌后广泛引用诗歌的干系本事，包括各家不同不雅观点，并加以自己的论定。签序、诗歌、本事三位一体，有诗、有论、有背景，全方位展现了明诗发展的进程和明诗的传播接管情形。《明诗纪事》大体以韶光为序排列各签，各签媒介重视各时段诗坛背景和创作概况。并且对付各个期间的诗坛流派也有所兼顾，把同一流派，或具有共性的墨客集中在一起，这样处理既解释墨客与墨客之间的关系，也便于在同一文学圈中通过比较确定墨客在诗坛中的坐标位置。
《明诗纪事》选择诗纪事的体例组织材料，通过大量干系文献资料来呈现所选诗歌的干系本事，包括干系的写作背景，也有时人及其后人的评述等。鲍正鹄《<清诗纪事初编>序言》认为《明诗纪事》这种“藉纪事论流变”的方法为“心矜别裁”。总之，韶光、背景、流派，这些文学发展要素的呈现使《明诗纪事》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表现出与前代诗纪事著作不同的特质。陈田选择以诗纪事的文体选辑明诗，与那些泛泛的各种明诗选本差异开来，呈现出独特的意义。
二、甄选特点
《明诗纪事》在收录有本事可纪的诗歌同时也大量采纳了无本事的诗歌，在诗歌的甄选方面旗帜光鲜，独具特色。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重视气节品行是《明诗纪事》最为光鲜的特色。只管《明诗纪事》整体上因此韶光为序，但是，在各部分内部故意冲破了这种排列次序，把有节操须要重点表彰的墨客放在前面，例如乙签录殉节诸臣诗冠于永乐之首。辛签序曰：“余录启、祯之诗，先忠节，次遗逸，一以伸正气，一以黜忝窃。而科目之士夫，乃夷而后之。”乃至陈田痛恨明朝阉党弄权，祸国殃民，曰“其与于逆案者，概屏不录”，这样严嵩《钤山堂集》、阮大铖《咏怀堂集》之类皆不得与录，这种做法引起后人诟病。《明诗纪事》辛签无论卷数、诗歌数量、墨客数量均排列第一，乃是由于在此期间在与阉党斗争及抗击清军的过程中呈现大批节义之士，陈田自称对付天启、崇祯两朝之诗“尤亟存问”。
陈田借助选政之权，辑录有高尚气节之墨客，选录颂扬气节之诗作，彰显自我的评价和褒贬，不仅与其言官身份和刚毅刚烈的性情符合，而且有期望士子能诵其诗而知其人，进而效其人而播其诗，从而达到振奋士风，挽救颓俗的意图。而他这种意图之以是能够实现，个中一个紧张缘故原由是陈田身处晚清，朝廷内忧外祸，晚清政府于笔墨的监察无暇顾及。
第二，淡化门户意识。流派之习，门户之见一贯是明代诗坛的顽疾，诗论沿而袭之，流弊甚远。陈田看重流派与个体创作区分开来，把诗派的兴衰与诗作的风格看做是政治的结果，并不归咎于详细诗派主盟人身上。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陈田亦反对因个人偏好、门户宗派关系过分拔高或贬低他人。陈田站在历史轴线的制高点上，以文学发展的眼力，历览前作，居高临下，自然可以跳出“此山”之感、门户之见。
第三，打破地域不雅观念。视野有限定，同乡多相亲，个人论诗有所侧重有时在所难免。而作为大型综合之诗歌总集，地域之见是必须要避免的，不然会妨害其代价。《明诗纪事》总览一代明诗，陈田尽可能超越自身故里之情。而综计《明诗纪事》共录黔墨客仅27人，个中包括南明期间侨寓黔地的2人，不敷《明诗纪事》收录总人数的千分之七。陈田利用创作《明诗纪事》的便利，同时兼顾《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的创作，把黔人资料纳入两书之中。这样陈田不因乡土之情而影响《明诗纪事》的客不雅观公道。
陈田虽有严于气节的主不雅观情绪方向，但在其他方面则秉持客不雅观公道的批驳态度。在行文中间呈现开放的心胸，愿与读者进行负责地谈论，并不以操选政之权而把自己不雅观点凌驾于他人之上。
陈田生活于清末，间隔明代灭亡已经二百余年，他总览一代明诗，兼顾后人评论，以纪事之体编撰《明诗纪事》，后出转精，成为明诗总集的最高峰。作为“潜心嗜古”的明诗选政者，他与明诗家各流派没有师承渊源，对付明诗的评价不掺杂门户之见；他来自边远，在不雅观照京师、中原、江南等文学繁荣地区的诗歌时可以避免地域畛域之见；他作为一介寒儒，朝廷言官，与当时文坛联系不密，可以以“局外”之目光打量明诗及明诗评论。这些都成为他的编撰上风，使得《明诗纪事》态度相对客不雅观，公道。《明诗纪事》正因其文献资料丰富性、态度态度原谅性与客不雅观公道性而显得代价弥高。
文章内容来自李黎教授和《历史视野下的黔赣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