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300余首诗歌。《诗经》的紧张形式四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最先成熟的诗体形式。四言体的形成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杂言句变为四言句，二是四言的诗化。
早期四言句的节奏
受早期汉语和诗歌音乐性影响，四言句成为最早的诗歌句式。早期汉语紧张是单音节词，一个字/词是一个音节。诗歌强调韵律节奏。措辞学者冯胜利说，节奏的形成至少包含两个身分，最小音步由两个音节构成，最小诗行由两个音步或旋律单位构成。而单音节词在这种节奏规则下所形成的最佳形式，便是四言句和四句诗章。四言句的韵律节奏是“二二”，这是按照语音节奏划分的。但《诗经》四言句多利用散文式的构句办法，如“终三十里”“在周之庭”“鸟覆翼之”等，按照句义或句法来划分是“一三”或“三一”，不符合“二二”语音节奏。这意味着，散文句法与符合韵律的最佳句型之间存在抵牾。这会影响诗歌内部节律的稳定。以是，早期四言句还需进一步“诗化”。
四言句诗化的根本
四言诗化征象包括两个方面：规则化的用韵和稳定的诗歌节奏。诗的押韵源于音乐需求，但落实在语词层面，就关系到墨客如何用词与词语数量。墨客能利用的词越多，声音的变革就越多，押韵越方便。同样，办理四言诗的节奏问题也要从词语动手，个中一个大略直接的办法便是将单音节词变为双音节词。葛晓音认为，双音词的紧张浸染是“匆匆使《诗经》的一部分四言形成了与顿逗相重合的二字音组节奏”，它们带动非“二二”节奏的句子按照“二二”节奏来诵读。不过，诗歌节奏包括单句节奏和整体韵律节奏。只依赖单句内形成的“二二”节奏，不能完备办理问题。早期四言诗还发展出构成诗篇整体韵律的办法。例如，《诗经·载芟》通过重复几类句型来构成整体的韵律节奏：一类是“载芟载柞”“徂隰徂畛”“侯主侯伯”这样的“AXAY”句型；一类是“有嗿其饁”“有依其士”“有实其积”这样的“有……其……”句型；一类是“其耕泽泽”“载获济济”“驿驿其达”这种带有重言叠字的句型。这些句型错落有致地涌如今诗篇的各个角落，借助相同或相似的句法构造和重复的字词来形成稳定的阅读节奏。这种天生节奏的办法被称为“句序”。
西周中期往后的诗篇，如《周颂》《大雅》，大多利用句序来形成节奏。虽然墨客利用的句型有限，但经由这些句型排列而成的句序在不同诗篇中各不相同，在一首诗中也有不同样式。与之比较，《小雅》《国风》常用的“重章叠句”就比较单一。重章叠句将重复的形式扩大，乃至利用完备相同的句子，如“桃之夭夭”“之子于归”在《桃夭》的三个章节中均有涌现。有趣的是，句型的重复和统一程度直接关系到诗的表达。当句序有更多变革、更加自由时，诗歌可以表现大体量的叙事。相对而言，重章叠句更适宜抒怀，这是由于重复相同的语词会大大限定诗的容量，而且利用相同的句子和语词便于突出情绪或主题。
诗歌句法：不连续与想象性
由于重章叠句具有极强的韵律，诗对句型的哀求会相对降落，以是《国风》中四言诗的比例和规整度最低，并且大量利用散文句法。而利用句序的颂雅诗就须要更高的四言句比例，并且几类常用句型也要在句法上靠近“二二”语音节奏。从构句办法来看，措辞中自然天生的双音词，不能完备知足须要，墨客须要探求一些既符合汉语特点又知足“二二”节奏的构句办法。一方面，墨客会加入虚字、衬字凑成二字音组，如“采芑：薄言采芑”，“略（锋利）耜：有略其耜”等。虚字、衬字或语气词进入原来的词组中，会隔开表意的字/词，如“挑达：挑兮达兮”，“播百谷：播厥百谷”。这样就捐躯了措辞的经济原则，造成四言诗“言多意少”的问题。另一方面，墨客会省略连接词，将词或字直接并列，如重言并列（“跄跄济济”）、名词词组或字的并列（“应田县鼓，鞉磬柷圉”）、“AXAY”句型这类相同词组构造的并列（“为酒为醴”）等。这样又可以补救“言多意少”的缺失落。这两种做法都弱化了句法乃至取消了句法，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句法构造——断续句法。双音词、断续句法以及在此根本上形成的分外句型和句序是四言诗化的主要部分。
断续句法是最适宜诗歌的句法构造，不连续的句法会冲破措辞逻辑，展现事物的直不雅观形象，不仅强化名词、形容词所表现的事物性子，而且使动词的动态特色化作静态描述。如“来咨来茹”中，“咨”（咨询）、“茹”（调度）两个动词单独涌现，由于缺少受力工具，动作的力就被动作的情态、性子所取代。此外，不连续句法也使句子有多种组合和解释的可能，增加了诗的意蕴，如“喷鼻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类句法在后来的诗赋中十分常见，但在《诗经》中的运用并不频繁。周初的颂诗和含有民歌身分的风诗都以散文句法为主，而断续句法只大量涌如今西周中后期的颂雅诗中。这些诗也有较强的叙事性，如《周颂·载芟》《大雅·平生易近》等。断续句法在利用上的增减，暗示着早期四言诗的形成并不完备由诗歌措辞和音乐所主导，对付诗体形式的谈论有必要在诗的内容和表达逻辑上探求打破点。
程式化措辞与礼仪叙事
最早广泛利用重言的诗歌大都是西周中后期的颂雅诗，而这些重言多是对仪式中人物态貌或礼器性子的描述。以排列、交叉相同或相似句型来构建句序的做法，既为诗篇留出足够空间容纳更多词语和意义，也显示出一种用同一种模式来表现不同事物和动作的写作方向。句型和语词的重复反响了动作的重复。这种“重复”不像重章叠句那样指向某种行为的反复，而是指措辞程式上的相同或相似。当然，这种模式化的诗歌措辞，一定要符合事宜本身的特质。诗歌表现的工具具有这种分外的“重复”特点，诗的措辞才可能有这样的表达。
夏含夷创造，以西周中期为界，诗歌用词发生了明显变革，显示出诗歌从以“听”为主转向以“看”为主的过程，即“礼仪叙事”。学者杨义认为，中国的“叙事”一词源于“序事”，便是指礼乐仪式中的安排，诸类事宜的先后次序。而礼仪叙事的涌现正是源于西周中期的礼制变革，仪式规模扩大并涌现不雅观众群体。于是，仪式中的行为和动作就成为墨客表现的工具。而墨客关注仪式中的动作和事物，描述相同性子的动作和事物，这不仅易于形成“二二”构造的四言句，还暗合了四言句须要以重叠反复来构建诗篇韵律的特质。可以说，“看”的动作和仪式本身的特质为双音词、句序、断续句法等诗歌措辞和四言诗体的涌现供应了内容上的支持。以此来看，《诗经》四言体的涌现虽然经历过声音和内容的磨合，但仪式本身的变革和需求很可能大大缩短了这个磨合期。以是，《诗经》四言体的形成不像五言诗、七言诗那般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光阴。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18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