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三卷本诗选的译者汪飞白师长西席完备没有这个条件。他连轻微整块一点的韶光都没有。五十岁前翻译这些诗歌时，他还是一名军人。读这套译诗集的后记，也很故意思。汪师长西席在文末注着这样两行字：
1979年10月记于白云山麓部队驻地
1981年9月校改于杭州大学。
汪师长西席是1980年辞去军职转入杭州大学中文系专事教书和翻译的。而我们刚好也是这一年的新生。当时我们只知道汪老师曾是一名军官，却不知道是什么职务。最近读了《浙江作家》里对汪老师的访问记，才知道他离开军队时，是某驻广州部队的政委，而且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他都是一名军队政工干部。他常常下部队，事情是非常紧张的。那么他是怎么译诗的呢？访问记的作者说：
原来他是利用乘车韶光从事诗歌翻译的。他译诗的常规是：每天早上出发前看一眼原文诗，常日就记住两三小节，然后在军用吉普车上心中默译。他就这样日积月累，译出了一部又一部诗歌名著。
本日我在他为《马雅可夫斯基诗选》所作的后记中，也读到类似的阐述：
由于军务繁忙，业余韶光是根本谈不上的。我译诗的韶光紧张来自下部队途中和等待开会的韶光。正如马雅可夫斯基在《登上旅途》中描写的那样，车辆的颠簸化成了诗的节奏：
磕，碰，
磕，碰，
诗在舞蹈。
磕，碰，
磕，碰，
韵律在敲。
如果把马雅可夫斯基和汪飞白师长西席乘坐的车，回到古代复原成骏马的话，马雅可夫斯基就可以被称作“马背墨客”，而我们的汪老师，自然便是“马背译墨客”了。
所谓“非常之人，方成非常之事”，或者说，建不世之功者，必是保持不懈之士。我们的汪老师正是这样的非常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