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至9月12日，从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引进的《那些年的老教材》，在武汉辛亥革命武昌叛逆纪念馆展出，受到不雅观众欢迎。此前，该展览在广州举办时，应不雅观众哀求一贯延期，展期长达888天，前后共吸引67.6万余人次到馆参不雅观，勾起大家满满的怀旧感。不雅观众在留言簿上写到：“参不雅观那些年的老教材，就走进光阴隧道，很有感触！
”
实在，早在几年前，民国版老教材就掀起一股重印热潮，不少重版或改编图书成为脱销书。“那些年的老教材”何以回归并受到追捧，湖北日报全媒进行了深入采访。
浅近内容
饱含知识、信念和情怀
《那些年的老教材》展分为“我的康健体魄”“我的日常生活”“我的道德教化”三部分，通过展示出版于近代不同期间的教科书，与不雅观众分享老教材如何用精髓精辟的课文勾引学生塑造康健身体、节制基本生活能力和提升自我道德教化。
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馆长欧阳旦霓透露，为讲好藏品故事，馆方在展陈设计高下了很大功夫。从活泼的色彩、立体化的版式，到沉浸式场景，体感游戏、动画视频、学堂乐歌、复制书本等，让不雅观众全方位参与个中，真正“让文物活起来”。她坦率地说，就艺术、不雅观赏及罕有性论，展出藏品的代价并非极高，但翻开这些老教材，"大众很随意马虎被深深触动，从打喷嚏、大小便、站姿、就寝等良好生活习气养成，到晋察冀边区教科书中的养猪放牧、积肥割麦等劳动技能演习，再到爱国敬业、廉明尽责、公益互助、诚信友善精神的造就，都在清新朴实的笔墨，平白明净的故事和画面中。
“不难创造，这些浅近的内容，饱含知识、信念和情怀。”欧阳旦霓称，数十年往后，这些老教材或已封面褴褛，或已内页缺损，但那些年孩童们正是通过阅读书页上的图画与笔墨接管知识，认识剧烈变革中的社会、祖国和天下，而苦心孤诣编写教科书的师长西席们，希望中国的孩童们能接管到新的知识、新的文化和新的生活办法，成为空想的国民。
欧阳旦霓举例称，因当时国家受内忧外祸威胁，国民身体本色羸弱，当西方当代康健卫生知识传入时，中小学教科书上纷纭予以先容。不少人通过教科书第一次打仗卫生知识，第一次理解运动磨炼益处与方法。教科书浅近却细致的先容，使人们认识到身体康健对发展的主要浸染，认识到如果每一个人都实践卫生知识和体育磨炼，国民体质会强起来，国家也会强起来。
“五育并举”理念
垂垂开启我国当代教诲之门
我国近代意义的教科书涌如今晚清，与新式学堂、学制相伴而生，从最早直接引进西式教科书，到部分教诲事情者、学者自编教科书，再到出版企业有组织、大规模地编辑、出版、发行，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奇迹在无数人的守护下，一步步走过青涩，走向成熟。
据理解，辛亥革命成功后，晚清颁布的教科书一律被禁用，教诲家蔡元培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不雅观点出发，提出“军国民教诲、实利主义教诲、公民道德教诲、天下不雅观教诲和美感教诲”五育并举的教诲理念，随后体例的教科书陪伴莘莘学子发展，我国当代教诲之门垂垂开启。
有专家认为，“军国民教诲”即体育，蔡元培主见完备人格，首在体育。“实利主义教诲”即智育，包括历史、地理、算学、化学、手工等文化科学知识，蔡元培认为教诲不仅要传授知识技能，且要演习学生思维周详，对事负责的科学态度。“公民道德教诲”即德育，蔡元培认为这是完善人格之本，若无德，虽体魄、智力发达，也只能助其为恶。“美育”特殊为蔡元培所提倡，他认为美育可引人入一种“自美感以外，一天真念”的意境。“天下不雅观教诲”为蔡元培所独创，要培养人们一种立足于征象天下但又能超脱征象天下而贴近实体天下的不雅观念和精神境界。
作为民国期间最大的教科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事者明确提出：“夫立国之本，在于教诲，而教诲之良否，教科书关系最巨。”《那些年的老教材》展出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本教科书，内容千篇一律，但封面大不相同。原来，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轰炸，书本尽数惨遭焚毁。在社会各界支持下，商务印书馆迅速规复，并出版以该馆被炸后断壁残垣画面为封面的教科书，被称为“国难版”，与之前学生们安详读书的封面形成光鲜比拟，展示了出版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商务印书馆遭轰炸后，提出“为国难而捐躯，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出版“国难版”教科书外，还编撰了一套《复兴教科书》。据宁波大学教授吴小鸥研究，这是中国近代教科书史上一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参与编撰校订人数最多、出版种类最多、持续韶光最长，从1933年至1948年，初步统计出版了183种738册。这套教材看重增强儿童对国家民族的自傲心，收录有《我的学校》《我国的兵制》《我国最大的河流》《我国的笔墨》等课文。
文化大家为孩童编教材
一字一句费推敲
“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民国老教材上，很多类似的平白如话的课文，出自大家之手。有资料显示，学者们在编撰这一课时，为用“来来来，来上学”，还是用“去去去，去上学”而辩论不休。有人认为“来”字笔划多，小孩不易学，有人回嘴说“去字太俚”，不持重，争执良久，终极呈现在教材上的是这两句。
事实上，在那个动荡混乱的年代，却有一批文化大家潜心编撰教科书，以学者的风骨坚守文化传承，给孩子们以最好的启蒙。
吴小鸥在专著《文化拯救》中，分别讲述了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中叶16位先贤（张之洞、严复、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沈心工、刘师培、陆费逵、陈独秀、胡适、任鸿隽、陈衡哲、林语堂、朱家骅、陈立夫、叶圣陶）编写教科书的往事。他们社会身份不同，政治方向互异，却都在教科书编写方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
在浩瀚民国老教材中，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教材》颇具代表性，这套书于1932年出版后印行40余版次，进入21世纪仍备受热捧，几年前被重印上市。随着它的热销，其他重版老教材系列在网上也广泛收成好评。
“师长西席，早。”“小朋友，早。”这是《开明国语教材》初小第一册第一课的笔墨。如此大略的内容，何以如此受欢迎？
叶圣陶之子、当代出版家叶至善应邀为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撰文，先容“《开明国语教材》始末”。他在文中写到：这两句话都很短，初学的听一遍就会；论生字只有六个，笔画都不多，间架又清楚，随意马虎认，比着写也方便。开学那天，初小一年级是头一回跨进学校，以为什么都既新鲜又陌生，见着老师，上前去鞠了躬，问了好；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等到上国语，老师发下教材，他们翻开一看，方才那温馨的一霎时原来已经写上教材了，还有像快照似的插图哩。插图上画着校园一角，叶绿花红的美人蕉开得正盛，正是初秋时节。教课的老师如果长于启示，定能使孩子们感到学习的快活，逐渐养成不雅观察和思考的好习气。
叶至善先容，其父叶圣陶曾回顾，《开明国语教材》初小八册，高小四册，共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繁杂，大约有一半是创作，其余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或抄来的。叶圣陶还说，“给孩子们编写语文教材，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演习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足。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教材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聪慧。当时我编这一部国语教材，便是这样想的。”
读旧时教科书
心中始终是温暖的
“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寥寥数语，全是白描，慈母手中线的意境跃于纸上。
“瓶中有果。儿伸手入瓶，取之满握。拳不能出。手酸心急，大哭。母曰：‘汝勿贪多，则拳可出矣。’”充满童趣的故事，让孩童在日常点滴中明道理。
“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它看着花。”末了一句，笔锋一转，特殊的情趣乃至哲思一下流淌出来。
这些图文并茂、朗朗上口、意象幽美的课文，多为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狗等题材，育习气、塑审美、讲伦理，不说教、不生硬，润物细无声地传达着厚重的代价不雅观。
浙江师范大学付雷博士，研究近当代教科书多年，他接管湖北日报全媒采访时谈到，教科书作为发行量最大的书本之一，具有威信性、系统性、科学性等特点，对青少年根本知识的建构起着奠基浸染。乃至可以说，其影响力并不逊于思想家的鸿篇巨著。
《共和国教科书》是由时任教诲总长的蔡元培审定的一套教材，编者为庄俞、沈颐、戴克敦、高凤谦、张元济等教诲家、出版家、学贯东西的学者。这套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十几年间发行量达七八千万册，是天下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重新修复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影印自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民国老教材。出版人张立宪曾向媒体先容说，这套书重版之后，曾托人送给杨绛师长西席。杨绛在北师大附小读书时用的便是这套书，拿到书立马翻看起来，有些篇目，朗朗上口，她还能背诵。“这让我们非常冲动，可见早期教诲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深。”张立宪说。
冰心也曾回顾，“我启蒙的第一，便是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我从第一册第一课一贯读下去，记下天、地、日、月、山、水、土等笔画大略但却伟大的笔墨……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国事家事天下事，我以为每天读着，都在发展。”
都城师范大学的石鸥教授多年潜心“课程和传授教化论”的研究与传授教化，因事情关系，收藏了近2万册老教材。在他看来，教科书实质上并不是关乎书本的，而是关乎是非、人性、关乎真善美的。“读旧时教科书，心中始终是温暖的，宁静的，无论是世道民气如何，总不会失落去信心，失落去准则。”
来源： 荆楚网
